1945年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同样，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也存在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律。
从历史上看，大国兴衰离不开历史周期律，即都有一个崛起，发展繁荣与停滞衰退的过程。过去这个周期可能是100年，而目前可能只要50年或者30年就能走完。比如在近代欧洲，先有意大利诸城邦的兴起，接着是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辉煌，然后是荷兰的崛起，影响了全球经济运行的排序以及世界秩序的权力结构。之后全球化的中心转移到英国，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更是大英帝国的世纪。但是，在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走向由盛而衰，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流出与对外投资的加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对外投资增长了近250%，1913年达到了40亿英镑，相当于近一半的英国储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除了土地之外，英国资产的一半多在海外，其中主要在美国。所以，美国被认为是吸着大英帝国的乳汁长大的。如果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么20世纪称之为美国的世纪，一点也不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是美国的黄金时代。但是，好景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就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转向。其原因就在于全球化，而之所以如此说，这是因为全球化有两大效应。一是聚合效应，即财富，产业和经济活动倾向于集中到中心区，由此形成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与秩序，可以说这是大国之所以得以快速兴起的原因。二是离散效应，即随着中心区的发展趋于饱和，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财富与经济活动倾向于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扩散，并且在体系的新节点上重新分配，而这可以说是大国之所以衰退与新兴大国之所以崛起的原因。所以，美国命运的转变根源就在于不平衡发展规律，经过得益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一个世纪之后，美国现在变成了这一规律的牺牲品。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亚洲的崛起又得益于全球化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最初是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而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奇迹不仅让世人见证了中国不仅是下一个超级日本，而且是一条巨龙。显而易见，中国崛起及其世界影响力的基础也在于经济全球化。一是因为改革开放政策，融入世界经济秩序，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由此在不经意间顺势而起。二是中国不仅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而且顺势而为，正在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那么，中国之后，全球化的下一站又将是谁呢？越南会是下一个中国吗？或者说越南会是新一代的世界工厂吗？这是目前人们在谈论的一个时髦话题。显然从体量上来看，越南不足以成为下一个中国，或者成为下一个缩小版的中国，同时也不足以成为新一代的世界工厂。但是，越南成为亚洲新“四小龙”之首则绰绰有余。与当今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与悲观相对照，越南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起飞显然是一道亮眼的风景线。再加上缅甸、柬埔寨、老挝的廉价劳动力，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成本优势，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成熟制造商，交织成一张庞大完整的制造业大网，正在推动东盟成为亚洲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第三个增长极。
亚当·斯密曾经写到：“正是在进步的状态下，即社会为进一步地获取而不断前进的状态下，而不是在社会已充分富有的条件下，劳动大众和大多数人的状况似乎是最幸福，最舒服的。但在静止的条件下，人们的状况是艰难的，在衰落的条件下则是悲惨的。进步的状态是令所有阶层的人士都欢欣鼓舞的状态，而静止让人感到乏味，衰落让人感到悲哀。”无疑，过去30年是中国进步的年代，也是最幸福与最舒服的年代。但是，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伴随着中国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形成的国际产业转移这种背景下，未来中国很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尴尬局面：在低端产品上无法与越南、印度等国竞争；在高端产品方面，又无法与欧美国家展开有效的竞争。中国很可能会尴尬地卡在中间。这正是过去30年里，日本的尴尬。那么，中国能不能跳出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