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原标题为“从全球化看中美关系的变化”。
【作者简介】鲍盛刚，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及国际政治硕士、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现就职于加拿大海外集团。
我们知道全球化有两大效应或者说有两个阶段，一是聚合效应，即财富，产业和经济活动倾向于集中到中心区，由此形成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与秩序，可以说这是历史上大国之所以得以快速兴起的原因。二是离散效应，即随着中心区的发展趋于饱和，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财富与经济活动倾向于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扩散，并且在体系的新节点上重新分配，而这可以说是大国之所以衰退与新兴大国之所以崛起的原因。目前，中美两国显然处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美国处于离散阶段，中国处于聚合阶段，而这一不同，正是中美关系变化的根源。
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更是大英帝国的世纪。但是，在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走向由盛而衰，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流出与对外投资的加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对外投资增长了近250%，1913年达到了40亿英镑，相当于近一半的英国储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除了土地之外，英国资产的一半多在海外，其中主要在美国。所以，有西方学者将187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作为大英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间点，同时也是美国作为全球霸主崛起的起点。之所以如此划分，这是因为由此时间点，大英帝国由全球化的聚合阶段走向了离散阶段，而美国正相反，成为全球资本与产业新的聚合点，由此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走向半边缘与中心。之后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速了全球资本，产业，人才等生产要素向美国的聚合。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各国欠美国的债务达100亿美元，国际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仅走出了30年代的“大萧条”，而且美国的经济实力更无人能比。1945年年底，华盛顿拥有2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差不多等于全世界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因此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此外，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差不多占世界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一半，美国制造的各种商品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二战后的20年是美国的黄金时代，以至于20世纪被世人称之为“美国的世纪”。但是，好景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转向，其原因就在于美国从全球化的聚合阶段走向了离散阶段。对此已故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在其《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分析到，美国的跨国公司既是美国权力的体现，但同时也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走向衰退的根源。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主导跨国公司的发展，对外投资被当作是美国的一项国家战略，美国出台了一些激励跨国公司走出去的政策，以此促进西欧，日本地区的经济复苏。但是，随着技术向第三世界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传播，美国的跨国公司有助于这些国家振兴经济，从而使这些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权力差距。如此一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初始目标将随着跨国公司的增多而失效。所以，吉尔平认为美国是在重蹈大英帝国的覆辙，他建议美国用贸易或者援助的方式，而非对外直接投资去拓展经济交易。美国应该改革内部经济结构，改变公共政策方向，加速产业的转型升级，“腾笼换鸟”，鼓励投资国内，而不是投资海外。
目前，中美贸易纷争可以说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国家贸易纷争的继续。尽管当时的美日贸易战使日本陷入了长期的迷失，以至于失去了将近30年。但是，美日贸易战并没有导致出现产业与企业大规模地回流美国，相反而是更大规模地流向了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可以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全球化，中国不仅成为全球资本与产业转移的新的聚合节点，而且由此正在从世界体系的边缘走向半边缘与中心。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目前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双方矛盾与冲突的缘起，其根源也在于全球化，在于中美处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美国处于全球化的离散阶段，资本与产业的转移是大势所趋。尽管美国口口声声讲要“再工业化”，使美国再次伟大，甚至于不惜挑起贸易战，以牺牲经济效益换取安全，等等，但是市场自有自己的逻辑。而中国依然处于全球化的聚合阶段，尽管随着发展的饱和，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大国竞争的加剧，资本与产业开始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外溢与转移。但是，中国在中高端产业依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成本优势，中国依然是全球最有吸引力的资本投资目的地。所以，有分析认为下一个“中国”依然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越南或者印度，中国至少还有20年的发展时机。
德国宰相俾斯麦曾经讲到，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只对傻瓜、醉汉和美国给予特别的保佑。这是因为美国曾经是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在美国几乎全部历史中，全球化一直是战略思考和政策制定的核心内容。而美国命运的转变根源也恰恰在于全球化与不平衡发展的规律，经过得益于全球化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一个世纪之后，美国现在变成了这一规律的牺牲品。同样，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命运的转变在于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从全球化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牺牲品，已然成为得益者与新一轮全球化的引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