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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笔下的中国(五):重新审视“中国威胁论”

【编者按】美国的三家主要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在中国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记者,但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这些报道和评论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人影响极大。本站从即日起将不定期编辑发布这些报道和评论的摘要。本文为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于2023年5月4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题为“Even China Isn’t Convinced It Can Replace the U.S.”(“中国亦不确信其能取代美国”)的观点文章。

【作者简介】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是康奈尔大学政府学教授,著有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2014)。

白洁曦中国亦不确信其能取代美国
202355

作者在开篇指出当下热门议题——或许也是美中关系面临危机的源头:中国是否有取代美国的想法。华盛顿的观点非常清晰:中国正怀抱着巨大野心,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改变世界秩序。华盛顿亦有充分论据支撑这一观点:首先,在外交关系上,中国与复仇主义的俄罗斯进行着“友谊无上限”的合作,并强硬推行对争议领土的主张,加强军事力量;其次,在国内事务上,中国民族主义高涨,主流媒体上流传着中国领导人誓言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围堵、打压”中国崛起的言论,并宣扬“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激进观点。这些事实似乎都表明北京存在着挑战美国地位的野心和迫切,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作者通过陈述观点和事实,重新审视了华盛顿面对“中国威胁”的恐惧,并指出尽管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构成了“巨大而复杂的政策挑战”,但中国当下无意取代美国其当下看似激进的所言所为是出于对其现有制度的保护而非对国际秩序和体系的挑战美政府若一味夸大“你存我亡”的斗争形势只会令两国关系恶化,最终导致双方陷入无可挽回的敌对和冲突中。对中国来说,其无意取代美国,亦难以取代美国,主要基于四个原因:1)基于不安全感的意识形态宣言具有流动性和可塑性;2)共产党更加关注统治的稳定性;3)中国不愿卷入战争;4)中国经济、社会、政治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基于不安全感的意识形态宣言具有流动性和可塑性。作者指出,“中国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具有可塑性的并非一个决定政策的僵硬牢笼”。意识形态宣言的核心目的是用以证明一党统治的正当性。因此,随着时代和巩固政权稳定和维护其合法性的政治背景的变化,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被不断调整和重塑以满足领导人的诉求。比如,在早期中国,资本家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受到打压;随后的江泽民时代于21世纪初“接受民营企业家入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信仰”;而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更像是资本主义,“高度依赖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当下中国激进的意识形态宣言与其说是希望“挫败西方和消灭资本主义”,不如说是一定程度上出于对党派政权的不安全感的忧心之言——世界上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垮台,中国担心自己步上这些国家后尘。因此,“这些意识形态宣言更多是为了灌输国内对党的信心和忠诚,而不是反映实际政策或固定的信念。”因此,中国政治宣传中的措辞和内容与现实往往存在落差。例如,“北京多年来一直强调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却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外交掩护。”此外,一些中国重要知识分子亦公开表示“中国的言行很难自圆其说”。例如,中国经济学家姚洋指出,中国并非是要“战胜自由主义”,而是想要展现中国当下治理社会的这套理念可以和自由主义一样好。中国的意识形态宣言具有流动性。另一位为中国现任领导人政治哲学辩护的专家强世功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有待探索和界定的概念。”

其次,共产党更加关注统治的稳定性。中国是否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长期雄心尚未明朗,但当下其发出政治宣言和倡议的目的更多是为了使其制度更加安全和稳固。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试图打压崛起的中国,持续“反对其所做的或倡导的任何事情”,令其“永远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并屈从于“美国和发达民主国家建立的国际体系中”。因此,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治口号,亦大力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尽管人们对中国这些宣言和愿景的真正含义争论不休,但相关学术研究表明,中国需求在海外增强影响力并非是意图改变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而是受国内自身持续发展需求所迫。不过,这一发展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国在海外的发展。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例。人民币国际化的确削弱了美元主导地位但中国政府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目的是稳定经济和防止资本外逃。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战略和政策均服务于这一目的,因此即便客观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地位造成一定威胁,但北京为达其根本目的而对人民币币值实施严格控制和资本管制无形中降低了人民币的全球吸引力,令在海外的长期发展受到限制。

此外,中国不愿卷入战争。寻求全球领导地位意味着承担极大的成本和风险,而中国现阶段并不想卷入战争。以台湾问题为例。尽管“中国具有威胁性的军事演习意在阻止这个自治岛屿更接近正式独立”,但仍有观点认为,北京仍以“和平统一”为其长期目标。因为一旦发起战争并遭遇失败,中国将面临国际制裁和供应链中断,对其经济和政治造成灾难性打击。最关键的是,在战争阴影下,国内政权安全无法保证——而这是中国领导人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最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自身具有局限性。作者认为中国国内环境注定其难以达到全球领导地位衡量指标所要求的高度,因而其本身也难以超越美国成为头号强国抑或世界最大经济体。在意识层面,在多数中国公众看来,“中国在军事、经济和技术上仍然弱于美国,进一步的现代化取决于在稳定的经济秩序下继续获得国际技术、资本和市场的能力”。在物质层面,在持续近三年的新冠疫情和清零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经济遭受极大打击,面临经济逆风。人口方面,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鼓励生育政策难见成效,面临人口萎缩的窘境。政治方面,尽管“中国关于全球治理改革的言论在诸多发展中国家引起共鸣”,但其“利己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威权方式”、环境问题、缺乏透明度的海外投资和针对外国贸易伙伴的胁迫策略一直以来广受诟病,而其与贸易往来相伴随的环境问题和其他在宗教、人权等方面的议题也受到批评。这些复杂纠缠和备受争议的理念和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前行之路,令其很难在短期内超过美国并重塑国际体系。中国著名学者黄仁伟更直接指出,“美国要遏制中国不可能中国要超速美国也不可能

不过,面对“中国威胁”,作者亦强调了美国继续“阻止和防范中国更具威胁性的行为”的必要性,比如“增强台湾抵制斜坡的能力”。但作者指出,华盛顿无须令自己的中国政策为恐惧所主导,因为这种夸大的恐惧不但会损耗美国科技发展所必要的开放性和活力,也会激化美中之间因“生存斗争”而触发的矛盾,令北京强硬派更加相信美国方面“执拗的敌意”,采取更激进的回应。此外,一个无时无刻不呈现出“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理念的美国更会令其盟友和其他国家退避三舍,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只想在和平和稳定的状态下发展,而非卷入无妄的冲突中。作者表明,政策制定者应将大力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和适度的威慑性威胁结合起来,在保障包容性国际秩序并让北京为其意图提供更可信的保证的情况下,努力寻求合作共进。如果抱着“战胜或挫败”的思维来制定对华政策,最终只会让两大强国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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