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中美新冷战正在和即将带来哪些改变？哪些领域是这场冲突的焦点？这场新冷战又给美国政策界带来了哪些分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于3月23日夜发布的最新时评，或许能带给读者新的见解。“美中故事汇”现将本篇快译如下，以飨读者。
那么，我想我们正处在一场新冷战之中。 两党领导人都变成了对华鹰派：关于台湾的战争传言不绝于耳。 习近平誓言要称霸这个世纪。
我不禁思考：这场冷战会是什么样子的？ 它会像上一次冷战一样改变美国社会吗？
在这场冷战中，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军备竞赛和经济竞赛的融合 。迄今为止，微芯片(Micro Chips)是冲突焦点之一。这类小发明不仅确保了您的汽车和手机能正常运作，它们还能操控导弹，并且对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必不可少。 谁主导了芯片制造，谁就主导了市场，谁就相应主导了战场。
其次，地缘政治已完全不同。 正如克里斯·米勒 (Chris Miller) 在他的《芯片战争》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微芯片行业由一些及其成功的企业主导。台湾的一家公司（译者注：TSMC,即台积电）制造超过90%以上最为前沿的芯片。制造那些尖端芯片所需的所有光刻机则是由一家荷兰公司生产的。 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的两家公司垄断了图形处理单元的设计。对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的运行而言， 这一技术对至关重要。
这些瓶颈代表了中国无法容忍的局面。 如果西方能阻遏中国获得尖端技术，那么它就可以封锁中国。 因此，中国想要极力实现芯片的自给自足。 美国的目的则是使芯片供应高枕无忧，并建立一个将中国排挤在外的全球芯片联盟。
在上述策略驱使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已被重新安排。 在过去两届政府中，美国采取积极行动来阻止中国获得制造最先进芯片所需的软件技术和硬件设备。 拜登政府不仅切断了中国军工企业——甚至切断了所有中国企业——获得关键技术和设备的渠道。 这似乎是一种合乎常识的安全措施，但换句话说，它显得有点戏剧化：美国的官方政策竟然是要一个拥有15亿人口的国家越来越贫穷。
新冷战对美国国内政治的新安排更是让我惊讶。 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不乏美国人支持——即依靠政府巩固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一传统可追溯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1791 年的制造业报告。 但这种治理方法通常来说处于边缘地位。
现在，产业政策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主要涉及绿色技术和芯片。 去年，国会通过了 CHIPS法案，该法案提供 520 亿美元的赠款、税收抵免和其他补贴，从而鼓励美国（本土）的芯片生产。这项产业政策足以让汉密尔顿目瞪口呆并拍手称快。
在未来数年和几十年里，中国也将在一系列尖端技术领域注入海量资金，以支持自己的产业政策计划。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的一位分析师估计，和美国一样，中国的产业项目支出已经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倍以上。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领导人必须厘清这种支出是否有效，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支出产生的后果。 与上一次冷战相比，这场冷战将会由技术精英发起。 双方可能会在他们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公民身上投资大量资金——在充满民粹主义仇恨的时代，这种投资等同于一个危险的境况。
您已经可以开始看到一系列新的政治分歧：
居中的是支持 CHIP 法案的新汉密尔顿主义者——他们包括拜登政府，以及在参议院投票支持民主党的 17 名共和党人——他们与特朗普不在同一阵线。居于右翼的是一系列民粹主义者： 在军事问题上，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超级鹰派，但并不相信产业政策： 我们为什么要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精英身上？ 是什么让您觉得政府比市场要更聪明？
意图利用产业政策来实现社会进步目标的人处在左翼。 拜登政府为那些获得 CHIPS 法案支持的公司发布了众多行政命令，它们数量惊人。 这些命令迫使企业行为遵从于与生产毫无干系的事项， 这些事项专注于实现实现社会进步目标——包括儿童保健、工会发展、环境保护和种族正义等。它并非一个专注于提升芯片生产的项目，而是一个一揽子大合集。
随着冷战气氛不断加剧，人们希望我们的政治会变得更加严肃。上次冷战期间，去投票的美国人已有意识：他们的投票事关生死攸关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能又会产生这种感觉。
在这个时代执政，卓越且履历丰富的政治才干必不可少：国家介入工业发展要确保其不会变得臃肿不堪；在不引发贸易战的情况下部分实现经济去全球化；在不羞辱中国的情况下稳步击败中国。 倘若中国意识到它每一年都在逐渐落后于美国，那么的中国武统台湾可能会更加紧迫。
米勒被问及“在未来五年中，由美中之间危险的军事冲突所致的——相当于大萧条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有多大”； 他将可能性定为 20%——这一判断足以让我们关注中美新冷战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