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樊书华《文化工程》中文版序言

作者:裴宜理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哈佛燕京哈燕社社长。

【编者按】燕京学社的历史是波拉壮阔的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人文学科的再建:1924-1951》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Cultural Engineering: Remaking the Humanities in China, 1924-1951)是樊书华教授2014年出版的专著,该书详细梳理了燕京学社在中国社会和政治巨大变迁和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中的沉浮。本文是现任哈燕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为该书撰写的前言。《中华读书报》曾发表过这一前言的缩略版。樊书华教授授权本站转发。“延伸阅读”部分的“哈佛燕京学社为何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录自《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哈佛燕京学社”一节。该书作者是菲利普·韦斯特(Philip West),澎湃新闻网2019年8月23日首发。

今天的中国大学急切地把“全球化”作为创建二十一世纪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指标。但这远不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第一次试验。早在民国时期就有许多中国大学致力于与世界前沿教育接轨。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另一个就是在美国和欧洲教会帮助下建立的一系列新教和天主教大学。这些面向全球化教育的尝试引发了许多争议。其初衷与如今的中国大学相似,即学习国外先进教育与发展适合中国的教育模式,这两大需求要努力达到令人接受的平衡。

从民国时期到现代,哈佛燕京哈燕社(以下简称“哈燕社”)都是大力推动高等教育领域中西交流的有影响的支持者。哈燕社于1928年成立,到1951年其主要活动在中国大陆停滞,樊书华教授《文化工程: 哈佛燕京学社与中国人文学科的再建,1924-1951》一书对哈燕社早期历史的杰出研究, 对这个跨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渠道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论述。 基于丰富的原始档案资料,樊教授极具洞察力的研究阐释了哈燕社早期历史中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些是光荣的,而另一些是不光彩的。樊教授的著作围绕哈燕社的主旨与经营中的矛盾,反映了理念与利益的冲突不仅在国家之间,更在国家自身当中。应如何开展中国研究——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是运用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还是遵守中国传统的研究思路,是将范围限制于人文学科还是将社会科学学科也涵盖在内,是否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福音主义、民族主义、大同主义等等)——都是严肃的学者们从当时到现在仍在争论的议题。最近,北京大学新设燕京学堂引发的争议表明这些议题即使在今天仍很敏感。

新发展

从樊教授著作叙述中哈燕社在大陆终止工作的1951年到现在,已经过去六十五年了,现在该学社已极大地改变和扩大了在亚洲的学术活动。在日本史专家赖肖尔教授(Edwin O. Reischauer)的领导下,除了中国大陆地区,哈燕社还将学术合作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延伸到了中国港台地区、日本及韩国。接下来哈燕社也将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建立交流合作联系。除此之外,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哈燕社在亚洲的活动仅限于支持在中国的教会大学开展国学研究不同,学社从1954年开始了访问学者项目,专注于从亚洲大学挑选和支持年轻有为的学者在西方(主要是哈佛大学)进修。今天,访问学者(主要是来自亚洲合作大学的学者)以及访问研究生(来自亚洲合作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仍是哈燕社的重要项目。关于这个项目及其他项目的概况,可以访问哈燕社网站:http://www.harvard-yenching.org/

自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哈燕社恢复了与中国大陆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到现在哈燕社已经与二十所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此外还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三十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哈燕社因此拥有来自亚洲地区主要大学的几千位学者组成的卓越且又活跃的校友网。在同香港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合作中,哈燕社为在东南亚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开设了奖学金项目。在和德里的中国研究机构的合作中,哈燕社为在中国研究领域攻读博士学位的印度学生提供奖学金,使这些学生能够在中国和哈佛学习中文以及开展博士论文研究。在与亚洲地区伙伴大学的合作中,哈燕社为新兴研究领域(例如都市研究、人文医学、大众政治、世界文学等等)的年轻学者以及硕博研究生提供有关人文和社科的“学科拓展”训练课程。在这些项目中表现突出的研究者将有资格获得哈燕社的奖学金,训练课程结束之后开展为期一年的哈佛学习和研究之旅。

在哈佛大学,哈燕社(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在法律和财政上同哈佛大学分离)努力在更广阔的学术环境中为访问学者和访问研究员提供更多的奖学金。所有访问学者以及研究员都能从哈佛的教员中分配到一位导师,鼓励他们同导师一同进行定期的学术研讨。访问学者会在研讨会中展示他们的研究,导师主持会议,研讨会在哈佛公开进行。访问研究员将同哈佛人文和社科领域的研究生博士一同参与论文写作训练课程。哈佛教员、硕博研究生发现他们通过和哈燕社的紧密联系,比原先仅有的师生互动学到了更多东西。

在哈佛之外,哈燕社致力于支持具有影响力的亚洲学者,使他们的学术成果能传播给西方听众。例如,资助他们在由一流亚洲研究学者参与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做主旨演讲。哈燕社还资助了一批出版项目(中英文学术专著和期刊,对用亚洲语言写成的重要学术著作的在线书评等等)。哈燕社同样针对亚洲本土学者在哈佛、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以及其他地区举办的重要亚洲研究会议提供旅行资助。

中心任务(核心使命)

尽管有了这些新的发展,哈燕社的中心任务并没有变化:在亚洲人文和社科领域推动高等教育。作为哈佛大学以及亚洲大学沟通的桥梁,哈燕社会一如既往地去追求这个目标;欢迎亚洲学者到哈佛,同哈佛教授一起做研究,利用丰富的图书资源 (特别是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及其他研究设施;同时,学社将哈佛以及其他大学(包括亚洲以及亚洲之外)的知名教授派往亚洲,特别是到在中国的合作大学,开展讲座。

哈燕社的捐助者查尔斯·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在1914年逝世之前的最后心愿和遗嘱中,明确承诺要致力于推动当时被广义地定义为“东方”– 即“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以及欧洲的巴尔干国家”– 的高等教育(注:霍尔最后的心愿和遗嘱(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Charles M. Hall), 1914年11月1日)。十四年之后,他的愿望随着哈燕社的成立而实现;哈燕社旨在“开展和支持有关中国、亚洲大陆其他地区和日本、土耳其以及欧洲巴尔干国家的文化的研究、教学及出版工作……。”哈燕社明确承诺“为训练有素的中国和西方学者提供研究资助,并开展文理学院研究生的教育工作,……并在中国支持探索、发现、收集和保护文物,或是资助博物馆及其他机构从事前述工作(注:哈佛燕京哈燕社协定(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greement of Association),1928年1月4日)。”

哈燕社成立于中国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当时中国许多古代文化遗产受到战乱毁坏的威胁,哈燕社认为其使命即保护与阐释——而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基于此,哈燕社同当时在华传教的西方势力有本质的不同。在最后的遗嘱中,霍尔先生对于如何资助亚洲地区的教育事业有明确要求:“任何财产都不可用于神学教育(注:霍尔最后的心愿和遗嘱(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Charles M. Hall), 1914年11月1日)。” 尽管霍尔以及其财产受托人倾向于同中国的教会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也有美国教会支持下的其他教会大学)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想要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是赞同教会学校自由教学的办学主旨。霍尔本人就毕业于基于宗教信仰成立的文理学院(奥柏林学院);作为一名科学发明家和成功商人,他坚信这类教育机构的优势。同理,哈燕社也认为中国的教会大学为保护中国文化提供了最大的希望。他们重视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作为保存文化价值的场所,为了激发批判性思维以及纵览全球的视野而开设多元文化课程,这些都与哈燕社的追求目标相一致。

对中国教会大学而言,与哈燕社合作以加强国学研究,被看作是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这一更高宗教目标的途径。但对哈燕社而言,与教会大学合作则是其实现学术追求这一更高世俗目标的途径。目的是文化挖掘和保护,使中国丰厚的历史传统宝藏因此有可能免去战乱毁坏以及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威胁。在哈燕社眼中,教会大学的角色就是把“西方科学方法”运用到中国文化研究中去。这样的研究方法,在哈燕社理事们看来,不仅对中国未来的世世代代,甚至对整个世界文明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贡献。

但是哈燕社的领导人从来没有清晰地阐释过运用到中国研究中的“西方科学方法”的准确内涵,呈现出某种未经检验的文化帝国主义,即哈佛学者(以及他们在燕京和其他教会大学的学生)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被理所当然地认为优于中国本土汉学家的研究方法。正如樊书华准确所述,虽然许多重要的亚洲研究成果——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哈佛,都归功于哈燕社,但学社同时也要为一些在文化上表现麻木及令人不悦的事件负责。 绝大多数这些不幸的历史插曲可以归结于哈燕社早期领导对“科学”优越主义的盲从,他们信奉精英主义和卓越学术级别化的观念,而其中哈佛确立了全球标准。虽然哈燕社没有试图改变中国文化本身,但它确实试图改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以此能更好地符合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最先进的国际学术标准。

 如今的哈燕社已经意识到,哈佛大学师生从亚洲本土学者身上可以学到的东西至少与后者从他们身上能学到的一样多。虽然哈燕社的创立目标——通过对中国和亚洲文化的深入研究来推动高等教育——依然没有改变,但哈燕社不再具有认同自己是霸主的等级观念:即哈佛的教授高居学术顶层,受过哈佛教育但在其他高校的学者屈居第二,而所有其他人叨陪末座。哈燕社新启动的项目,如本地工作坊和和联合学位培养计划,都是以与亚洲数十所伙伴大学密切合作的方式开展,从而认可多种充满活力而又杰出的亚洲文化研究中心。

最近在大中华主要高校中蓬勃发展的的跨学科中国学研究院项目(和在日本一流高校开展的日本学项目类似)令人兴奋, 这些发展定会挑战西方现存的对这些领域的界定。这些项目是否最好是用英文还是用亚洲语言来开展,是否是对国家“软实力”还是对纯学术贡献更多,以及是否是更多地促进文化多元化还是全球同质化,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议题。哈燕社在这些复杂和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上并没有表达官方立场。但是哈燕社的确欢迎在当前趋势中所展示出的更新中国学的努力。哈燕社希望并为此感到欣慰,在其九十年的重要历程中,能为目前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复兴中国文化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作为哈燕社社长,我谨表示对斯克兰顿大学(University of Scranton) 樊书华教授撰写哈佛燕京学社极富教育意义的早期历史,以及山东大学刘家峰教授认识到该书的学术价值并及时促成本书翻译出版表示真挚的感激。

【延伸阅读】
哈佛燕京学社为何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澎湃新闻网,2019年8月23

哈佛燕京学社于1928年成立。司徒雷登及其同事最初的办学目的,即“促进中美之间的跨文化理解”,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发展中得以继续发扬光大。本文录自《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哈佛燕京学社一节。该书作者是菲利普·韦斯特(Philip West),1971年获哈佛博士学位,由程龙译成中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6月出版

燕大校园生活中倒是有一个机构不受动荡的国民党统治的影响,那就是“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大学通过该学社与哈佛大学的联系,有利于提高燕大在中国的声誉。而学社的名字本身也能帮助西方学生了解燕大。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根据马萨诸塞州法律成立,并存续了50多年。学社的目的与“生命社”的宗旨几乎完全一样。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哈佛燕京学社的3位总干事(与其他研究人员不同)刘廷芳、博晨光和洪业都是“生命社”的早期成员,这也并非巧合。诺思(Eric M. North)是学社的董事,1928—1966年他在董事会工作了近40年(1954—1966年还担任董事会的副主席),他还长期担任美国圣经协会的会长。对上述人员来说,宗教与学术总是结合在一起。

燕大对学社的支持有多种原因。一是对学术研究的尊重,这是中国从近代以前遗留下来的传统。二是相信教育以及作为高等教育一部分的学术研究可以救国。支持哈佛燕京学社的另一个原因,是燕大相信学术可以帮助师生们跨越民族主义的障碍,这在中西文化之间不算难事,毕竟燕大从一开始就与美国有着联系,但中日之间的障碍就更加难以逾越。社会主义革命后,哈佛燕京学社也未能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20世纪30年代末,一些学者和学社紧密合作,如陆志韦、聂崇岐、侯仁之、翁独健、齐思和等人,但20世纪50年代初,当学校面临革命思想的严峻挑战,行政管理陷入混乱时,他们却都变成了学校里的积极反对者。

司徒雷登早年在中国所写的文章中称自己是一名学者。但在燕大,他却把自己当作其他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助手。包贵思女士曾依据她在燕大的经历,撰写了一部未出版的长篇小说《泉水之源》,她在文中描述,司徒雷登的工作并不是建立一所学校,而是一所研究机构,即哈佛燕京学社。在小说当中,司徒雷登因此得到的荣誉,比他创建世界著名大学和不带任何偏见地探索知识都要高得多。当革命迫使学社中断与美国的联系时,包贵思不免对逝去的过往感到惋惜,“那时候,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具有双向思维,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尚有交流,但这样的局面很快消失,在我们这个时代将不会重现。随之而去的,还有斯顿(司徒雷登在小说中的化名)的研究机构,其原本的梦想是推动世界各国相互理解和世界和平”。当然,燕大其他教员并不赞同包贵思对学术研究的推崇,他们甚至质疑学术的终极价值。然而,哈佛燕京学社却成了模范,建立了一套现仍在使用的学术研究体系,并最终影响了西方人对东亚的认识和了解。它也代表了一种专业学术机构多元化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精神仍在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中蓬勃兴盛。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司徒雷登就开始和霍尔资产公司的董事们接触,但并未马上获得实质的经济资助。1925年,哈佛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哈佛大学资金募集委员会主席顿汉(Wallace B. Donham)也非常积极地想从霍尔公司得到这笔资金(顿汉在后来的1928—1954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董事,1934—1954年担任董事会主席)。霍尔公司的董事亚瑟·戴维斯(Arthur Davis)告诉顿汉霍尔地产公司在资金使用上的规定,并敦促他和当时尚在纽约的司徒雷登联系。1926年,顿汉带着戴维斯的建议,与司徒雷登进行了数小时的长谈,并提议出资建立一个研究机构,同时在燕大和哈佛设立中心,其目的是“推进中国文化领域的研究、教学和出版”,其任务是“以美国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批判方法来鼓励中国的东方研究”。这项任务的完成将依靠“哈佛大学的西方学者和相关教育资源的帮助”,该机构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传播和继承中国文化培养中国学者和学生”。

霍尔董事会被这项提议深深打动,同意资助其要求的6万美元,学社也得以成立(在成立最初的数年间,其名称为“哈佛北京学社”)。司徒雷登受到这一良好开局的鼓舞,继续敦促霍尔公司增加资助,1928年,燕大得到了150万美元的捐款。其中100万美元直接用于燕大的各项开销,另外50万美元则由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掌握,用来推动燕大的中国研究。1928年的提议和谈判也让中国其他基督教大学以类似的方式获得了少量资助:岭南大学,70万美元;金陵大学,30万美元;华西协和大学,20万美元;齐鲁大学,15万美元;福建协和大学,5万美元。

哈佛燕京学社通过两种途径向燕大提供资金,一是资助燕大国学研究所的研究项目,一是资助本科课程。1927—1951年,哈佛燕京学社在北京出版半年刊《燕京学报》,仅在抗日战争期间短暂中断过。同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专著。这些系列专著的出版形式五花八门,学社内外的学者都可以读到。在中文系容庚和历史系顾颉刚的领导下,哈佛燕京学社在考古调查方面也发挥了先驱作用。1930年,在洪业的指导下,学社开始编纂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这些目录指向经典文献中的重要篇章,其使用的检索方法,是根据字形和笔画为每一个汉字编排一个数字。到1946年,洪业已经主持编纂了64部主要古籍的引得,从那时起,它们就是汉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

哈佛燕京学社的另一个重要项目,就是邀请对东亚感兴趣的年轻西方学者到燕大和北京,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来积累研究经验,提高语言水平。他们当中有著名的西方汉学家李约瑟(Joscfh G. Needham)、顾立雅(Harlee Glessner Creel)、魏鲁南(James R. Ware)、贾德纳(Charles S. Gardner)、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柯睿格(Edward A. Kracke)、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卜德(DerkBodd)、泰勒(George Tayler)、芮沃寿(Arthur Wright)、狄百瑞(Theodole de Baty)、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史克门(Laurence C. S. Sickman)等。

1940年,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学社执行干事的洪业,建议学社率先在中国授予博士学位,但持续的抗战和后来的内战使这个想法化为泡影。学社资金的另一项用途是修建汉学研究的大型图书馆。燕大图书馆早年主要收藏英文书,保存在数个木匣中。1925年,中西文图书的总数还不到1万册。1929年,中文藏书的数量增加到14万册,1933年更增加到220411册,西文书为36744册。 53到1940年,燕大图书馆收藏了大多数清代文献和多达20021册的地方志。为了减弱校园内普遍存在的反日情绪,在鸟居龙藏的领导下,1940年2月,哈佛燕京学社编纂了发表在175部日文期刊上的“东方研究索引”。与此同时,图书馆的日文书也增加到1854部。

燕大校园中的激情和活力也同样存在于哈佛燕京学社。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学社的年度报告中就列满了学术研究活动和出版物,既有已经举行和出版的,也有未来计划中的。通常,学社中的全职学者要在校内开设两门课,尤其是参与本科教育。

哈佛燕京学社的很多学者都是著名汉学家,作为重要历史人物,他们都被收录在霍华德·布曼(Howard K. Boorman)编撰的《民国名人辞典》(Biolog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 of China)中。第一位是陈垣,1928—1930年曾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的首任社长,后来的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后该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陈垣的研究包括,对含犹太人在内的在华宗教团体的历史考察,尤其是早期耶稣会,他还在《四库全书》和重要佛教典籍的编目工作中发挥了先驱作用。第二位是容庚,他接替陈垣担任学社社长和《燕京学报》编辑,他以在中国青铜器、书法和早期绘画方面的研究而著名。其他名人还有前面提到的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顾颉刚,以编纂汉学引得而闻名的洪业。另一个跟哈佛燕京学社有关的人物是许地山,他是燕大校友(1921年毕业)和“生命社”成员,以道教和佛教哲学以及鸦片战争(1839—1842)方面的研究著称,但最著名的还是其小说创作。近邻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冯友兰也应该列入这份名人名单,因为他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在燕大执教,并在哈佛燕京学社担任了几年讲师。他擅长的领域是中国哲学史。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知名人士。

这份中国知名学者和作家的名单很长,其中有些人并非哈佛燕京学社的雇员,只是短期和学社有所交往,或通过中文系与学社保持着间接联系。布曼的词典也收录了这些人的名字:钱穆、钱玄同、周作人、闻一多、朱自清、张尔田、白寿彝和三位燕大校友,即剧作家熊佛西、诗人谢婉莹和俞平伯。尽管与学社的联系形式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为哈佛燕京学社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在本科教育方面,用司徒雷登的话说,学社鼓励学生们“克服阅读和书写文言文的不足”,“使他们与本国的文学遗产更加接近”。洪业说,燕大开设的中国研究课程“有意要鼓励一些年轻人去回望中国历史,重新发现和保护其文化遗产中的永恒价值,那是与其当代价值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做一个现代人和置身于中国历史之间,二者是矛盾的。那些倾向从事现代职业的人,比如说科学研究,很少关注中国历史和哈佛燕京学社想要达到的目的。不仅如此,司徒雷登认为,那些以中国研究为专业的本科生,对其他非中国研究领域知之甚少,很难被国外甚至燕大自己的研究生专业录取,因为世界各地的学术要求都很高。但也有一些学生例外,他们能很好地把两方面结合起来。如邓嗣禹,他曾在1936—1937年在哈佛燕京学社做研究员,1932年他曾撰写了一篇本科论文《中国考试制度史》,这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研究,马上就得以出版发行。另外一些燕大本科毕业生在西方国家成为著名的汉学家,不过,他们只以英文出版物闻名学术界。例如,在美国大学和学院里,即使是从事中国研究的本科生对邓嗣禹及其燕大校友的著作也十分熟悉,比如,房兆楹(1928年入校)、施友忠(1930年入校)、郑德坤(1931年入校)、杨庆堃(1933年入校)、费孝通(1933年入校,获硕士学位)、瞿同祖(1934年入校)、刘子健(1941年入校)、徐中约(1946年入校)和余英时(1951年离校)。

哈佛燕京学社还资助出版了《史学年报》和《文学年报》,两份刊物分别由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生和老师负责编辑。另外一项试图把现代和传统结合起来的宏大计划,就是开设语言学本科专业。这项计划由陆志韦领导,20世纪30年代,他曾参与过一些语言研究。与陆志韦一起合作的,有研究汉语词法学的容庚和王静宇、高明凯两位年轻教师,他们分别研究语音学和语法,而陆志韦则主要研究方言和语言心理学。这项计划成功与否不得而知,但这是哈佛燕京学社尝试创新的又一个例证。

哈佛燕京学社在哈佛大学的进展要比在燕大落后一些,但对于美国的东亚研究来说,其重要历史意义自不待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任何一所知名大学中都没有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与同时期的欧洲大学形成了鲜明反差。哈佛燕京学社的目的,就是从哈佛大学开始来弥补这一差距。学社邀请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出任首位社长。1928—1929年,伯希和在哈佛大学讲学,当年,他和洪业及博晨光一起确定了研究和教学方向。但实际上,直到1934年叶理绥(Serge Eissee¬)到来之后,哈佛燕京学社才具备了雏形。日本学家叶理绥是伯希和的年轻同事(他是第一位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西方人),也接受过传统中国研究的训练。直到1957年,叶理绥一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他同时也在远东语言系任教。在叶理绥的领导下,学社获得了大踏步的发展。1937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了远东语言系,这在美国开创了先例;在裘开明的领导下,哈佛燕京图书馆开始兴建,起初图书馆只有哈佛大学的有限藏书,但40多年间,它已经在西方世界发展成拥有大多数东亚文献的藏书机构;1936年,《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创刊,同时还有一系列专著出版。在学社的帮助下,到20世纪40年代末,哈佛大学已经发展成美国亚洲研究的领军机构。

1950年,中美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后,哈佛燕京学社被迫中止了对中国大陆研究项目和机构的资助,特别是燕京大学,并把注意力转向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姊妹学校。东亚研究在东亚地区“发展壮大”起来,为了便于管理,学社的新主任赖孝和(Edwin O. Reischauer,美国驻日大使夫妇之子)为每一个地区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1954—1968年,在访问学者项目支持下,150多名来自东亚的学者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他们大多数都在哈佛游学一年多;对东亚研究感兴趣的亚洲研究生也得到了奖学金;哈佛燕京图书馆扩大了资料收藏的范围,把当代东亚文献也囊括其中;学社的出版物也继续蓬勃发展。数年间,除了刊物,哈佛燕京学社的系列专著、《蒙古抄本集刊》以及语言教材和工具书都相继出版。司徒雷登及其同事最初的办学目的,即“促进中美之间的跨文化理解”,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发展中得以继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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