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华裔移民家庭面对的几重“关系”

多年前,我在博士班分别研读四个领域的专著和论文以备资格考试,以便成为可以开题写自己的博士论文的“候选人”。四门中的一门就是“亚裔美国人史”。此前对这一课题的唯一了解,不过是作为读者和观众接触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及据此改编的电影,知道这部小说引起了全球性的反响,作者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可见在触及跨越地域和文化的迁移,代际鸿沟,跨国婚姻,女性命运,移民寻根等议题上,小说引起了不同社会中有类似际遇的人的共鸣。在备考研读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到亚裔美国人史涉及美国史,中国史,两国关系,以及更细致的美国劳工史,城市史,女性史,乃至饮食,美式中餐的变迁,确实包罗万象。虽然自己并未真正从事这方面研究,但是居美日久,进入职场,养育后代,再目睹美国社会近年的历次带有种族背景的社会风潮,也参与过有关的签名活动之后,深刻感觉自己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了“曲中人”。或许,第一代移民可以从几重“关系”的角度,引入“距离”概念看待自己的位置。

现在的自我和过去的关系

在和一位美国朋友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这位美国人的祖辈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到她这里已经是第三代,基本上已经不再有认同上的纠结了,但是她却注意到,自己的祖辈和父辈因为一些不愉快的经历,选择回避提及移民美国之前的经历,希望自己的人生记忆从美国开始,或者假装过去不存在。她对此很有感触,因为她在自己成年以后却越发强烈地想要了解自己的祖辈的经历,也就是说,自身的阅历促使她不自觉地走进历史,寻找来处。正因为如此,她特地把读到的一篇英文报道转发给我,这是关于一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女孩追问家族历史的故事。这位女孩也遇到了避谈家史的父母,她的父母同样认为,过去的经历不值一提,或者会成为自己在新大陆上新的人生的某种精神负累,但这个女孩到了一定年龄,仍然忍不住要去追问。我自己也教过这种因为希望了解自己的父母经历过什么,才来选修中国现代史的第二代华裔男生,他的主修和辅修都和历史无关,纯粹是为了了解父母才决定来听中国历史。

假如新一代人只要发展出一点历史意识,就难免回头去追问父母的祖国的历史和父母的个人经历,那么,父母不妨直面这种要求和自己的过去,和孩子坦诚交流,把自己,或者家族的过去在已经拉开时空距离以后理智地告诉孩子,让他们逐渐明白,每一代人的努力生生不息,本身就构成一个不断寻求改变和机会的连续体。在我的孩子十几岁以后,我常常告诉一点家族过往,自己在国内时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也发现他听得津津有味,回国旅行的时候,能很自然地融入国内的环境,甚至非常喜欢,回到美国以后,他还积极在网上搜索关于中国各个城市的知识。因此,尽管成年以后移民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富有挑战的心理历程,但完全回避过去似乎并不必要,在处理现在和过去的关系时,特别是在下一代交流的时候,接通“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断裂,我认为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移民和所在国的关系

有一项人类学研究把移居国外的人分成三类:一种人持有和所在环境相对隔绝,难以融入也没有兴趣融入的某种精神难民心态;一种是积极适应,模仿,和融入的普通移民心态;一种是既内在又外在,既“参与”又“观察”的人类学心态。我以为,像艺术家木心那样旅居纽约,晚年回归的人,大概属于第一类,而绝大多数移民,属于第二类,但是第三类也适合某些具备反思性的人,即有意无意中把定居国当成认识对象。事实上,“陌生感”恰恰能帮助有心的观察者发现很多本土人习焉不察的行为习惯,心态特征,以及制度运作特点。美国的华裔作家严歌苓早已注意到这种两栖的独特性,她在一次访谈中说:“我觉得我到哪里都是边缘人,在中国是个边缘人,在国外也是个边缘人,边缘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对什么他都不信以为真,不认为本来就应该那样,什么东西他都会保留一个质疑的、侧目而视的姿态。”

我对此的看法是,移民的心态难免复杂纠结,因为人生确实被前后截成两段,而作为新移民在定居国的生活又比本地人更多挑战和压力,相当于比经历单纯的人多活了几辈子。第一代移民应该把这些都看作一种财富,珍视自己的独特性,适当地进行一些 “观察”,因为只有第一代移民才有站在两种文明和两种社会之间的独特位置,视角和体验,能进行充分的对比。有的华裔移民就注意到美国并不存在中国人想象中的普遍的“快乐教育”,美国学校同样有严苛的一面,而教育体系的公私分立更像是美国社会筛选精英,制造社会分层的分流器。有的华人注意到美国的底层社会虽然能享受福利,但是更大的问题是人生没有目标和方向,精神极度空虚。这些都是有别于过去只关注美国政治运行和宪政历史的新的关注点,而这些初步观察和美国学术精英近年来对自己社会中的边缘群体的深入关注和研究(如《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和《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虽然不在一个层面,但对美国社会的认知可以说是同步推进的。

同时,在不回避过去的情况下,第一代移民也应该让子女更深入地了解所在国的历史进程,欣赏其优点,比上一代更多地去参与当地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最近,美国俄亥俄州出现了一个父母来自中国大陆,在积极竞选州议员的十七岁高中生,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第一代移民所作的奉献和某些牺牲,原本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更自信和大胆地实现自己。在这方面,华裔父母不妨鼓励孩子强化人文社科知识和思维,提高口表达能力,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有信心建立自己的影响力,而不仅仅甘于靠“纯技术”吃饭。我读过一本韩裔作者Wesley Yang的反思性文集The Souls of Yellow Folk,其中提到亚裔在美国受到的一个重要的歧视,其实是被视为缺少个人观点,因为书中的一名亚裔男性在职场受到的多次评价竟然是:“对一个亚裔男性来说你有不少的观点”(“You have a lot of opinions  for an Asian man”)。这是值得警醒的。只有当华裔,以及广义的亚裔,拿出足够多的勇气,动员足够多的资源,发出尽可能大的声音,才能推进自身的福祉和所在国的进步,产生真正的影响。

当然,所谓“没有观点”的印象本身也来源于白人主流社会对亚裔观点及其表达的有意无意的忽略和压制。白人精英自己占有言说和被听到的特权,常常并不容许亚裔提出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或者挑战自己的安排,对亚裔的期待就是迎合,顺从,微笑,做好“多元化”的点缀。在这种情况再指责亚裔“没有观点”本身是他们缺少自省的表现,但也确实凸显出亚裔面临的双重挑战——压制导致沉默,沉默又进一步导致刻板印象。笔者在多年前还在国内的时候就听一个美国人私下说,在美国定居的华人给美国白人的普遍印象是:inscrutable (神秘兮兮,高深莫测)。当笔者回想起来,觉得这个评价是很值得双方都思考的。

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从一些网络文字和搞笑视频来看,似乎就连美国华人自己也不否认,华人父母对待孩子的共同特点是高标准,严要求,勤打击。在外籍华裔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可以考虑一是内容多元,二是有大格局。多元就是突破非“华尔街”即“硅谷”的职业规划和大学专业定位,容许孩子在多个领域探索和做出成就。这要求父母不一定要用“一份稳定工作”或“赚大钱”的预期来约束子女,可以鼓励有才能的孩子写小说,拍电影,建媒体,做实业,从政,有兴趣的学法律,从事自然科学或社科学术研究,尝试做一个有创造力和情感冲力,追求改变的人。假如不是张纯如的父母全力支持她读在一般人看来前途不定的新闻系,容许和鼓励她矢志不渝地追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世界就不会有她所留下的传世之作。大格局则在于在个人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之外,还要看到整个世界当下的变局,华裔的位置,以及东西方交流的挑战及其可能性。华裔第二代可以结合自己在中国旅行的经验,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较深入的了解,用比第一代更地道的英语,又比一般本地美国人更独特的背景,更自如和自信地向美国的师友从自己的角度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改变主流社会的某些刻板印象。父母和孩子之间也完全可以建立一种平等亲切的气氛,保持交流和相互学习的状态,这也有助于改变美国主流社会对亚裔父母的“虎妈”印象。

美国有很多从事拉丁美洲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都是拉美裔后代,说明美国的拉美裔对自己族群的历史有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的动力,也对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事实上也等于把自己族裔的历史以自己的视角和研究成果向所在国的学术界进行分享。这是一个超越民俗,节庆,食品的更高的专业层次,而这一切都需要移民家庭的两代人有意识地了解自己的文化,历史,宗教及社会,乃至部分人以研究这些主题为终生志业。

移民和移民之间的关系

移民国家往往种族和民族的构成纷繁复杂,关系也不易相处。美国的一项关于族群问题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说得很清楚,族群关系的实质就是不断的竞争,利益冲突以及调节。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美国白人精英对其他种族和民族内部关系的真实看法,但是这种坦率也揭下了“种族大熔炉”的温情面纱,能使我们更准确地认识美国各种族之间关系的某些本质。移民群体之间的相互观察,比较,几乎是难以避免的。美国大公司的印度裔CEO为什么占比特别高,在华人圈一直是一个热议的话题。而围绕名校本科入学的配额,也许就是处于支配地位,掌握政策制定权力的精英,基于自身的理念和目标,至少在客观效果上刺激少数族裔相互争斗和不满的一种行为。在这里,不仅少数族群之间天然就存在为了生存,利益,影响,能见度进行的或明或暗的竞争,一些制度设计也在刺激族群间的不满,而实质则是动态和网状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呈现。

认识到美国远远不是一个一团和气的“种族熔炉”,或者一盘漂亮的“种族沙拉”,而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冲突的赛场,也有利于华裔的下一代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定位和优势,例如华裔通常比较自律,守时,目标明确,理性消费等,同时更进一步在“华裔”这个认同的基础上把自己看作“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s),因为“亚裔美国人”是美国种族图谱中的一个更常见的范畴,也更多地用在人口统计和各种需要自报种族背景的场合,“亚洲”则是一个大于和包含“中国”的地理和文化概念。第一代的“他乡”往往已经成了第二代的“故乡”。这是时间的力量。第一代移民可以认为自己在语言,情感,心理上还是“中国人”,但第二代,或第三代人把自己看作所在国的“亚裔”,并寻求对整个亚洲,包括中国的东亚,东南亚,南亚邻国的了解,以及可能的合作机会,拉近距离,是更为自然和明智的。美国华裔国会议员孟昭文女士已经成功地促成了在华盛顿特区建立“国家亚太裔美国人博物馆”(Nat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Museum)的提案通过,并在2022年6月13日由拜登总统签署为正式法案。这就是由“华裔”来推动“亚太裔”历史记忆的保留和加强亚裔认同,同时推进美国社会的多元,包容,尊重,进步的一个例证。

结语

假如依照“真正的祖国是一个人的母语”这种说法,第一代移民才是真正能够通过对母语的自如运用,和故国精神母体建立深刻联系的群体,而第二代移民,或再往下,这种经由语言,文字,经典文学作品所建立的难以言喻的联系感只会不可避免地减弱。华裔二代和三代,中文口语再好也只是在语言交际层面,恐怕难以产生读中国古诗文时产生的那种彻骨的审美体验。因而,代际鸿沟始终是存在的,但是交流也必不可少。非裔美国作家Ta-Nehisi Coates 把想要对自己的孩子说的话,用第一人称(我)和第二人称(你们)的书信形式写成了一本反思美国历史和种族问题的畅销书——《在世界与我之间》(Between the World and Me)。我想这对华裔也一样,一切关系都是关于对“我”和“世界”的关系,以及“我”的位置的再审视。

【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社“东西问”客户端。现为经过扩充和修订的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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