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开放”

【编者注】8月29日,郑永年教授在“2022世界莞商大会经济峰会暨半导体产业发展论坛”上以《中国如何引领下一波全球化》为题发表主题演讲,本文由IIA学术编辑组根据郑教授的现场演讲整理和扩充而成。本文原标题为“中国‘为什么要’及‘如何引领’下一波全球化”。本文在原文基础上有删节。

全球化是有益于人类发展的好事情,如果不是好事情,我们也不需要讨论“引领”了。实际上,支撑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组织如WTO(世界贸易组织)、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组织都是好的国际公共品。全球发展需要能支撑全球发展的公共品。尽管中国仍然是崛起中的大国,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因此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国际公共品。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需要引领下一波全球化。

全球化的积极效应

站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大地来看,我们不难理解上一波全球化为我们带来的好处。就中国而言,全球化是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的,到现在只是40多年。我是1981年上北大的,尽管已经改革开放,但那时中国还是很穷。今非昔比,和80年代初的中国比较,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全新的国家。而这个时期的转型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没有全球化,就很难理解今天的中国。

概括地说,全球化至少为我们带来了五大积极效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积极效应,就是促使中国从一个穷困经济体快速跃升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拥有约4亿中产阶级的国家。我上大学之前,从未听说过“中产社会”的概念,只学过“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概念。刚接触“中产”这个概念的时候,还要查词典。的确,80年代初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美金。但是,到2021年底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已经达到12,000美金。更重要是,过去40多年里,中国促成了8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无论是“第二大经济体”“4亿中产”,或者是“8亿人口脱贫”,任何一个数据拿出来都是世界经济历史上的奇迹,也就是说,我们达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成就。特别是在扶贫工作方面的成就,我们应当引以为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世界扶贫的贡献是80%以上,印度也贡献了一点,其它很多国家不但没有贡献,反而变得更穷了,尤其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

全球化的第二个积极效应,就是促进了快速的城市化。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只是一个小渔村、小镇,到现在成为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城镇化率接近100%。东莞在80年代也只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县级城市,到现在常住人口也过一千万,城镇化率达到90%以上。之所以说全球化推动了城市化,是因为城市化不仅仅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还必须有产业相配合。没有产业的城市化是空洞的城市化,所谓“有城无市”就是这个意思。深圳、东莞、广州等大城市的城市化与全球化密切相关。没有全球化所产生的产业化,那么很难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城市化。但要注意到,全球化也有负面效应,不见得所有全球化都能促进城市化。珠江三角洲城市带的崛起,跟美国80年代起的工业衰退形成的“铁锈带”(Rust Belt)正好同步,但在此之前,美国五大湖地区的汽车工业非常辉煌。当一个城市的产业流失了,那么这个城市就会衰落。因此,我们也要吸取这些教训,防止珠三角城市带成为下一个“铁锈带”。

全球化的第三个积极效应,就是对技术的广泛扩散和应用。全球化的意义就是资本、技术、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自由地流动。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使得我们可以大量应用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技术。东莞和深圳,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这是和西方技术的扩散分不开的。需要强调的是,过去我们大部分的技术是对西方基础科学的应用。应当看到,80年代以来的“中国制造”与1980年以前的“日本制造”、“德国制造”或者“美国制造”等是不同的概念。1980年之前的德国、日本或者美国的制造业生产的大都是整产品,而8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大部分应该称为“中国组装”。全球化细化了产业分工,导致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形成,这对珠江三角洲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全球化的第四个积极效应就是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崛起。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几大来源。80年代的中国正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渡到市场经济,民营企业的第一个来源是那时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在当时被称为“万元户”。第二个来源是1990年代改制后从国企改制过来的民营企业。当时中国为了加入WTO,进行大规模的国企改制,在时任总理朱镕基的推动下,国家把大量生产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从而成为民营企业的第二大来源。第三大来源与外资有关。邓小平先生“南巡”之后外资开始进入内地。因为制度因素,大部分进入中国的外资更愿意与中国民营企业结合,在与国有企业相结上有一定的困难。外资对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天中国民营企业所碰到的问题也是外资在中国所碰到的问题,这个现象并不难理解。

全球化第五个积极效应就是释放了人口红利。有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红利很重要,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就是因为中国有人口红利。但这种看法并不确切。经验地看,不是每一个有人口红利的国家都能取得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更有人口红利,然而人口红利得不到释放。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正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同时期,世界不少国家都有人口红利,但为什么没有实现中国那样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人口红利必须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媒介,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口红利就发挥不出来。认为人口红利就一定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并不科学。

全球化带来各种好处,但现在“逆全球化”的问题出现,全球化的前途又会如何呢?很多人变得很悲观。如果要对全球化的未来有一个客观的看法,我们还是要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人们不难发现,近代以来,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就类似股票市场,是在曲折的状态下发展的。

简单地说,近代以来,人类已经经历了三波全球化。

第一波全球化高潮出现在1875年到1914年之间。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具有实质性的增长是随着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才开始的。英国的工业革命首先扩散到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大陆和北美,然后再扩散到世界各国。并不难理解,第一波全球化是欧洲国家引领的。当时的全球化主要体现在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人才和劳动力的相对自由流动。当时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互相依赖度并不亚于过去几十年间发生在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

但是,欧洲引导的全球化产生了两种矛盾,一是催生了国内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全球化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国内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公平现象越来越严重。二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和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这两种不平等导致了内部民粹主义和外部民族主义的崛起。1914年以前欧洲人非常乐观,认为随着全球化,天下太平了,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一方面从全球化获得那么大量的经济好处而同时对另外一个国家发动战争。但是1914年一战确实发生了。从1914年到1945年二战结束这段时间里,全球范围内不仅没有全球化,而且充满了战争、暴力与血腥。

第二波全球化从1945年到1970年代初,从重大事件看是以冷战开始一直到西方发生能源危机。这一波全球化可以称作“有限的全球化”。1945年后美苏形成冷战格局,世界一分为二。一方面,以苏联为核心的“华约”内部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由于经济不开放,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因此不存在全球化。尽管苏联和华约国家内部还有一点贸易活动,但贸易规模不大。同时,苏联也向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向越南售卖军火,但规模也非常小。另一方面,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内部发生了全球化,在经贸、投资方面的相互依赖程度相当高,因此,当时的经济发展发生在大西洋两岸。西方内部的全球化也向世界其它区域延伸和扩散,尤其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直到1973年,西方世界出现了能源危机,第二波全球化才算停止。

尽管这波全球化是有限的全球化,但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至少为西方世界内部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增长。从1930年西方经济大萧条开始,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凯恩斯主义,各国政府也强调国家的经济主权。凯恩斯主义主导下,西方的中产阶级人口增涨迅猛,从1945年到1970年代末,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都达到60%以上,有一些甚至达到70%。60年代的美国看似天下大乱的样子——黑人民权运动、反越南战争运动、总统遇刺等事件频出,但当时美国有70%的中产阶层,社会面总体还是稳定的。政治上共和党右一点,民主党左一点,但无论哪一个党派都要照顾这70%的人的利益,所以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

西方内部的全球化造成的结果就是福利社会的大扩张。美国在里根革命之前,美国出现了当时被称为“准没收型”的税收,个别能高达90%以上。这使得西方国家的资本没有了发展的动力,同时也为下一波全球化准备了条件。1980年代,美国里根革命和英国撒切尔革命标志着的第三波全球化的开始。中国就赶上了这一波全球化。因为邓小平先生当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大趋势的正确判断,让中国抓住了这波全球化的机遇,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在这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我们一个机遇都没有放过,一个机会也没有错失,促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国家在短短四十年间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三波全球化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为止,被很多经济学家称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这波全球化为人类创造了巨量财富的同时也跟1875年后的那波全球化一样,催生了两种不平等:国家内部社会阶层越来越不平等以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我们可以以美国为例说明社会阶层的不平等。我1990年代初到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们依然很自豪地自称为“中产社会”,连“中产阶级”的字眼都不怎么想用,因为他们认为阶级那是欧洲人的事,美国的阶层是流通的,不构成阶级。但是现在的美国人,无论是媒体人还是政治人物,很多人把美国称为“富豪社会”,就是少数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财富,多数人变得越来越穷。有一个指标特别能说明问题,美国的中产阶层从70年代末的占比70%一直下滑到今天的50%左右。这对美国社会来说致命的。中国的中产阶级占比也少,只有30%左右,但是中产阶级的规模还在增长,并且中国从穷到富裕可以耐心一点。但美国从富裕到穷,很多人就受不了。

这就是美国民粹主义兴起、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这类“局外人”崛起的根本原因。而内部的民粹主义表现在外交关系上肯定是民族主义。在这波全球化中,中国是非常幸运的,从没有中产到4亿中产,还实现了8亿人脱贫。然而像中国那样受益于全球化的现象并不普遍,没有在世界其它地方发生;印度也有受益但是成果没有那么丰硕。当前世界上的穷国并不比这波全球化之前少很多,很多国家的贫困差异程度还在增长。

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化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对目前局势的严峻性要有深刻的认识,但对全球化发展要持有信心。

新的国际环境

第三波全球化终结了,继之而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中美冲突。这些冲突包括但不限于这些年来的经贸摩擦、技术“卡脖子”、商贸脱钩、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之争等,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影响都很大。对于这些方面,大家现在都比较清楚了,这里就不再详细讨论了。

其次是俄乌战争。这本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但对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俄乌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就一直在塑造所谓的“中国-俄罗斯轴心”的概念,将中国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在西方人眼中,俄罗斯是邪恶的代名词,现在他们把中国和俄罗斯绑架在一起,中国的营商环境自然就会恶化。例如,最近德国商会表示,部分德国在中国经营业务的企业,受到了德国内部环境的压力,同时德国商家也将部分在德国售卖的中国产品下架了,这跟西方把俄罗斯和中国绑在一起是有关系的。当然这种现象不只限于德国。更为重要的是,俄乌战争本身在恶化整个世界秩序,能源危机、供应链危机、粮食危机等都因俄乌战争而恶化。

再次是新冠疫情。今年是抗疫的第三年了。三年来,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受到影响和冲击。今年上海新冠疫情加重,对中国的外资和民企,甚至是规模较大的外企和民企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资本是需要流动的,如果一些地方新冠疫情管控过度,资本就不能流动了。当资本不再流动了的时候,也就不能再称为资本了。所以,资本会流向那些允许它流动的地方。

最后,我们面临的挑战来自于南亚、东南亚等国家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今天,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和印度,这些国家的营商环境都在迅速改善。前段时间大家都在担心越南会不会赶上深圳,甚至赶上整个珠江三角洲。我认为大家的担心放错了重点,越南对中国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其经济发展不仅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反而有利于我们所说的共同发展。

越南是对中国而言有多重关系:首先我们是邻居,其次越南也是儒家文化圈内的核心国家,再者越南也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越南已经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国,需要按照CPTPP的要求来改革。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都在辅助越南的改革,越南也相当配合,可以说越南改革开放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越南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上实施党内民主。由于越南在战略上倾向美国(西方),因此在各方面的改革上很大程度也在配合这一战略。国企改革、劳动权益保障、透明度、高校改革,甚至包括“党内民主”(即党内的“四驾马车”制度),都在进行。甚至在一些方面,基本上美国(西方)要求什么,越南就会去做什么。不过,尽管美国想把越南塑造成继日本、新加坡之后的一个“非西方”的西方国家,但我不认为越南会完全变成西方国家。如果越南完成变成一个亲西方的国家,那么对我们来说其地缘和政治上的挑战将远远大于经济上的挑战。

回到经济发展上的比较,越南的改革也的确吸引了很多的外资,对此我们要有所警觉。我们内部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去年底(2021年)以来针对民营企业的整顿。总体来讲,对民营企业的整顿和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国家要规制企业,包括反垄断。长期来看,调整和整顿是为了给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操之过急的行为,尤其是针对教培、互联网和房地产这三大领域的同时整顿,动作过猛,导致了今年的就业形势吃紧。教培行业容纳了1000多万个就业岗位,而今年的毕业生就将近1100万。高科技产业和房地产行业都在裁员,即便是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的就业机会也正在减少。现在中央领导一到一个地方,最为关切的便是经济发展,尤其关切就业问题。中国国家大、问题多,但如果在发展,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发展中的问题。如果发展一停下来,这些问题就会变成真问题了。

党中央也早发现了这些问题,这几年也在不断调整政策。比如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概念。这个提法非常重要且必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继1980年代邓小平一代领导人提出来的,之后几乎每年都要提的,但是前些年就不太那么重视这个提法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各个官僚部门的心要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不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很容易产生人心涣散的现象。重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概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开放”

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引领下一波全球化。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自身的发展就遇到不少困难了,如何有能力引领全球化呢?这两天大家在争论一篇文章的观点,那篇文章对明清时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给出了新的解释,认为闭关锁国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也有人对中国今天所强调的“新型举国体制”有特别的理解,认为中国应该关起门来自己创新。我的观点与之相反,我认为,越是全球化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越应当大胆走出去,拥抱“第三次开放”,引领全球化。

就是说,中国近代以来,已经走完了两次开放,现在要进入第三次了。

中国第一次对外开放是被迫的开放。中国经历了1840年和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被英国人强行打开了我们的大门。第二次开放就是1978年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的主动开放。总的来看,第一次是被迫开放,第二次是整个西方向我们开放的情况下我们的主动开放,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面临新的国际环境,是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越来越不向我们开放的情况下,我们要进行的主动开放,即“第三次开放”。“开放”非常重要,80年代大家总结了历史经验,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结论是真理,放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是正确的。可惜,现在有些人不承认这是真理了。

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的海军打败,英国的海军为何如此厉害?英国近代思想家培根就认为,中国的三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造就了欧洲近代史的开端。尤其是指南针和火药两者的结合,造就了英国强大的海军。英国海军远航要用指南针,打开其它国家的大门则要使用火药。火药是中国的发明,但是火药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发展成一门学问或者科学。火药从中国传到了西方以后,就变成了火药学,进而演化成化学。但是中国在很长时间内,火药一直是应用型的物件,没有人去了解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在中国,指南针被用来看风水,火药则用来放鞭炮。但是西方人将这两种发明结合起来造就了强大的海军。当时清政府不愿开放,英国便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我们不能强行粉饰中国这段屈辱的历史,不能说中国的“闭关锁国”延缓了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从学术上说,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观点。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所带领的船队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的船只(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船队)比较,相当于今天美国的航空母舰群和没有航母国家的船队的差别。郑和船队“相当于美国人的航母群”,这是美国学者说的,可见当时的中国多么强大。还有当时中国的民间海上力量也非常强大。明朝的倭寇作乱,当时的朝廷将日本人称作“倭寇”。但历史考证,所谓倭寇的领导核心力量还是来自中国的福建和浙江,即现在宁波、泉州一带的海商。日本人在当时最多只是干扰者和跟随者,领导倭寇的人还是福建海商。这说明,明朝海禁之前国家力量(郑和船队)和民间力量都很强大。但是,从明朝海禁到清朝闭关锁国,强大的国家就此开始落后了。如果中国明朝时期能够把郑和下西洋和民间海上力量都延续下去,或者中国不封闭起来,那么就没有所谓后来的“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这一说了。因此我们看待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为了某种需要来曲解历史。

相比于第一次被迫开放,我们第二次主动开放获得的成就更多。这里无需论述,因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和第二次主动开放有关。现在轮到我们要进行第三次主动开放了。我们要对中国进行第三次开放和引领新一波全球化充满信心。简单地说,我们具备“三有”。

第一,我们有强大的政治意志。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具有坚强意志的执政党,这一点哪一个国家的政党都不能相比。就“全球化”这个命题,就算美国特朗普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中国也一直提倡开放、开放、再开放。我们的领导人在每一次重大的国际论坛和会议场合,都一直在强调,我们国家要深化开放。

第二,我们有物质基础。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短短几十年内就从一个资本高度短缺的经济体发展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经济是在全球化过程,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在“外循环”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是外向型经济体,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有机部分。自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一直致力于和我们搞脱钩,但我们和世界经济体的联系表现出极强的韧性。美国和西方尽管依然重要,但毕竟不能代表整个世界经济。我们有这些物质基础可以向世界进一步开放,进而引领下一波全球化。

第三,我们有丰富的对外开放经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开放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发生在80年代,是“请进来”的阶段。80年代的中国很穷,没有资本,因此必须打开国门请境外资本进来。首先进来的是“海外华侨资本”。所以深圳、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不能忘记,香港、台湾等海外同胞的资本对我们第一阶段的开放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印度为什么没有中国发展得快?中国和印度不同,印度没有海外侨胞的传统,而中国的海外侨胞与本土的联系一直很密切。因此,现在深圳富裕起来了不要看不起香港,而是要感谢香港同胞带来的第一批资本。倘若没有第一阶段华侨资本的进入,珠江三角洲便很难快速发展起来。邓小平先生搞沿海经济特区,首要的考虑因素就是香港。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的“接轨”。中国要加入WTO,则首先要求在法律制度层面与国际规则接轨。当时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我们修改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中央层面几千部法律法规,而地方的法律法规就更多了。改革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我们还是成功了。

第三阶段就是本世纪初以来的“走出去”。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很快从资本短缺转变为资本过剩,资本开始走出去。尤其是2007-08年金融危机期间,西方经济体出现了问题,中国的资本和基建团队更是遍布全世界。=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开放。

在内部层面,十八大以后,我国建设了一批自由贸易港,海南自由贸易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都是开放的经济体。在国际层面,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今年(2022年)年初开始生效。我们也已经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可以称之为“二次入世”,因为从标准来说,CPTPP比WTO的要求更高。我们跟欧洲的中欧投资谈判也已经结束,但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欧盟搁置了。不过,这个协议迟早还是会生效的,只是时间问题。

外部环境变化更要求我们深化开放。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要跟我们脱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单边开放,即“即使你不向我们开放,我们也会向你开放”。单边开放无疑是打破美国跟我们脱钩的最有效武器。我们要意识到,美国不是一个单一的美国,而是一个由不同利益集团组成的美国。跟中国脱钩的是行政当局、冷战派和反华派。美国华尔街不想跟中国脱钩,而是希望通过向中国施压,让中国向西方更加开放,能使得华尔街在中国市场上变得更有利可图。在我们单边开放的情况下,美国跟中国的脱钩是不太可能实现的。这些年,美国努力了,但很难把产业链、供应链都迁到本土去。美国和日本都想这么做,但都不成功。

中国拥有4亿中产,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美国有4亿人口,中产阶层大概占50%,即拥有2亿多的中产。中国4亿的中产相当于美国总人口数。虽然欧盟市场很大,但是欧盟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共同市场。只要我们是开放的,中国市场对外国资本来说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外国资本来了也是不愿意走的。开放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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