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还是经济利益?美国内战成因探析

作者:张千帆,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本文首发《思想》总第45期,2022年7月,第289-328页。

内容提要:许多人认为,废奴是美国内战的结果而非原因;美国之所以发生内战,是因为奴隶制以外的原因——譬如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或不可调和的经济利益冲突使南北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点或非全错,但是至少因为否定奴隶制对于内战的关键意义而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假如没有奴隶制,美国绝无可能发生内战。虽然美国内战的动机甚至目的未必是主动废除奴隶制,内战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奴隶制,而非其它。一言以蔽之,美国内战并非是“为了”消灭奴隶制,但的的确确是“因为”奴隶制的存在而发生。本文在诠释福格尔理论并和秦晖先生商榷之后,继续讨论美国南北在大西部的争夺、关于奴隶制的宗教辩论以及1860年大选和内战的关系。

一、引言

1860年12月,林肯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南卡罗兰纳等南部7州即宣布脱离联邦并成立“美利坚邦联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联邦宣布出兵后不久,又有德克萨斯等4州加入。1861-65年,美国经历了历时四年之久的南北内战。双方将士死亡人数高达61.5万人,约有10%的20-45岁北方男性和30%的18-40岁南方白人男性在战争中死亡。这场伤亡惨重的内战被1831年游历美国的托克维尔不幸言中。他在1835年《论美国的民主》中忧心忡忡地说: “奴隶制并不通过利益直接攻击美国联邦,而是通过生活方式(mores)间接攻击之。”他去世后不到两年,美国内战就爆发了。

和其它许多事件一样,这场战争也具有“美国例外”的特殊性。例外之一首先是它发生在美国——当时世界上寥寥无几的宪政国家;1788年制宪至今,美国的宪政民主机制化解了数不清的政治与社会危机,为什么立宪70余年之后仍然会发生如此规模浩大的内战?例外之二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奴隶制。当时,英国等欧洲各国已先后废除奴隶制,但美国这个头号宪政国家却反而保留了和其国体背道而驰的奴隶制。十九世纪因为族群冲突而发生的其它内战只是涉及歧视,并未像蓄奴制这样达到了完全剥夺人格自由的严重程度。这也部分产生了例外之三:在其它地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被压迫者就是种族压迫的反抗者;但是在美国,套着枷锁的黑奴怎么反抗?尽管也有近20万自由黑人参加内战(牺牲3万人),也有源源不断的南方黑奴逃往自由北方,但无可争议的是,美国内战的主体是一场南方白人和北方白人之间的战争。这样当然也就带来一个解释难题:美国内战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清一色白人的共和党真的那么好吗——为了解放南部黑奴,不惜付出数十万的伤亡?

奴隶制是分裂美国南北的梦魇。独立战争期间,各州都有黑奴,总数大约为50万。在6个南方州,黑奴占了人口的40%。1788年联邦宪法允许奴隶交易合法进行20年,而3/4多数州的修宪要求使得任何激进的废奴运动都不可能成功。1807年的《奴隶贸易法》禁止非洲奴隶贸易,次年年元旦如期生效。但为了国家统一,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发生废奴主义运动。许多人以为美国奴隶制问题寿终正寝,或禁止进口奴隶之后的奴隶人口不足以自我维持,或奴隶主良心发现、放弃“财产”,或低效奴隶制农业迟早会被发达自由工业模式自然替代;总之,南方奴隶制的消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奴隶禁运之后半个多世纪,南方黑奴人口增长到400万;奴隶制仍然生命力强劲,完全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1830-40年兴起的废奴主义运动和南北对大西部的争夺则愈演愈烈,道德指控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南北白人几成没有共同语言的两个人种,内战才随着林肯当选而一触即发。

美国内战成因究竟是什么?自内战结束至今160年里,美国史学界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著述可谓汗牛充栋。 一般认为,美国内战有四大原因——经济利益、白人至上文化、联邦控制各州的权力和奴隶制。 当代史学家已很少争论美国内战是因奴隶制而起,只是在争论究竟是和奴隶制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还是文化因素导致了内战。但是自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BLM运动和川普败选之后,某些极右翼华人也一厢情愿地希望川普是“林肯再世”,发动内战夺回政权,因而开始关心美国内战问题。中文圈流行两种观点——主权统一论和经济决定论。二者都否定奴隶制本身作为内战原因的重要性,也都被美国主流史学界所否定。二者的共同基调是:对的,没有谁在乎奴隶或奴隶制本身;废奴是内战结果,而非内战原因;美国之所以发生内战,是因为奴隶制以外的原因——譬如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或不可调和的经济利益冲突使南北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

这些似是而非的论点或非全错,但是至少因为否定奴隶制对于内战的关键意义而发生了根本错误:假如没有奴隶制,美国绝无可能发生内战;虽然美国内战的动机甚至目的未必是主动废除奴隶制,内战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奴隶制,而非是因为南北经济利益冲突或其它原因。 一言以蔽之,美国内战并非是“为了”消灭奴隶制,但的的确确是“因为”奴隶制的存在而发生。

二、主权统一论

顾名思义,主权统一论是中国很熟悉的“大国逻辑”,因而甚得“小粉红”的青睐。 用它不仅可以彰显“主权高于人权”——至少人权在主权面前不重要,而且可以乘势揭露美国主张“人权高于主权”之“虚伪”:今天动辄要求中国如何如何,看看当年你自己吧!美国内战的历史似乎也是昭然若揭,林肯总统自己屡次表明,至少对于他来说战争的目的就是维护联邦统一。1862年8月,他在发表《黑奴解放宣言》一个月之前明确否定内战是为了废奴:

在这场斗争中,对我来说至高无上的目标既不是挽救也不是摧毁奴隶制,而是拯救联邦。假如我不释放任何奴隶而能拯救联邦,我会这么做;假如我释放所有奴隶而能拯救联邦,我也会这么做;假如我释放某些奴隶而让其余继续为奴,而能拯救联邦,我还是会这么做……我并不想修正我经常表达的个人希望,那就是每个地方所有人都获得自由。

林肯这么说已经够坦率了——因为仗已开打,他也不怕表达让黑奴获得自由的个人愿望。但他也说得够清楚——打这一仗是为了维持统一,和解放奴隶无关。事实上,作为竞选策略,他在不同地方竞选时也曾“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力求获得南方势力的同情至少容忍。1858年,他和竞争对手道格拉斯的第一场辩论就“政治不正确”:“我从来没有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实现黑白种族的社会与政治平等……黑白种族之间存在生理差异,我相信这永远不会允许两个种族在社会与政治平等状态下生活在一起。”162年之后,就是这几句话让伊利诺伊州争论,要不要把林肯的塑像也和道格拉斯的一起推倒。

这样对待林肯当然是不公平的。应该没有悬念地说,这几句是他出于竞选策略的违心话。当然,当时北方的白人至上情绪也很普遍。重要的是,林肯是共和党中的温和派,正是他的温和立场让他在1860年大选获胜,但“温和”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奴隶制至少不能再扩大。林肯所代表的温和共和党的初衷是让南方奴隶制自生自灭,而不是要主动废奴,因为那样会得罪南方奴隶主,进而造成国家分裂。他是想走一条渐进中间路线,既不得罪南方并损害国家统一,也不纵容奴隶制的扩大。因此,林肯关于拯救联邦的声明是真诚的,但这显然不表明他个人支持奴隶制。他的三个“假如”也表明,他不会选择第四个被漏掉的“假如”:假如扩大奴隶制可以拯救联邦,他会不会这么做?这才是惟一的真问题。其它三个条件都是虚构的,南方不会答应其中任何一个,因为他们恰恰是要求奴隶制扩大到西部。假如北方这么答应了,那么南方的核心诉求得到了满足,还脱离干什么呢?恰恰是因为北方不会同意南方坚持的这第四个“假如”,所以南北才必有一战。

主权统一论不仅混淆了目的和原因,也倒置了内战因果。内战不是因为北方要统一联邦,所以对南方发动战争;恰好相反,是南方脱离联邦在先,并在南卡要塞萨姆特打响了第一枪,北方才不得不应战。林肯声明的意思是,他被逼到了绝境。作为总统,他于公于私都要维护统一。有哪个总统会心甘情愿坐失半壁江山?1832年,南卡要实行“法理独立”,杰克逊总统当即威胁出兵,逼迫南卡收回“废止理论”。 国内发生分裂,维护统一是总统的本能反应,而不是对内战原因的“解释”。要解释美国内战,难道不应该首先解释南方为什么脱离吗?当然,即便南方威胁脱离,北方也不一定要打仗,完全可以通过“绥靖”把南方请回来——但如上所述,这恰恰突破了北方的底线;正因为南方的底线是扩大奴隶制,而北方的底线恰好相反,南北才不得不打这一仗。难道这不足以说明,奴隶制才是内战的真正原因吗?

主权统一论预设,国家统一是无条件、无底线的,但这一逻辑不能适用于美国内战。恰好相反,美国内战正是因为有底线而发生的,并因为维护了底线而获得道德正当性。假如没有奴隶制问题,假如南方人是因为自己遭遇系统性不公而要求脱离,那么联邦能否以“统一”为名出兵镇压,就成了一个道义上极有争议的问题。对于1860年代的美国来说,这个“假如”是一个假问题,南方显然没有遭遇什么系统性歧视或不公;相反,是他们维持了现代文明不能接受的奴隶制,并沉溺于奴隶制经济带来的巨大利益而不可自拔,才造成了美国内战。

三、经济决定论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内战成因的第二种解释——是经济,蠢货!由于显然的原因,经济决定论对于我们来说也够熟悉。它要说的也够简单:造成美国内战的不是奴隶制,而是奴隶制经济;奴隶制经济当然和奴隶制有关,但关键不是奴隶制,而是南北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使之不可避免必有一战。用马克思主义的简单话语表达,南部以奴隶制形式出现的封建庄园式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美国内战就是先进资产阶级消灭落后封建阶级的结果。

经济决定论未必像传统教科书里说得那么乏味。1910-40年代,它甚至是解释美国内战的主流学派。当时的“进步主义史学派”即认为,经济是南北危机的基础。1793年,惠特尼发明轧棉机,棉花产业变得非常有利可图,许多其它种植纷纷改种棉花,极大提高了奴隶需求。许多北方工业购买南方棉花,加工纺织品。进入19世纪,南北经济模式出现根本差异。北部已经工业化,主要依靠制造业和小农经济;南部则是依靠黑奴的大规模种植业,主要是棉花和烟草。内战开始时,美国已有400万黑奴之众。但1840-50年代欧洲发生土豆饥荒之后,大量移民来到美国充作廉价劳动力,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奴隶制的需求。也就在此时,北方废奴主义运动呈燎原之势,北方工业资本坚决反对奴隶制经济进入西部大开发,引起南方恐惧。北方自由工业和南方奴隶制农业形成了两种根深蒂固而本质不同的生产方式,南北之间不可调和的经济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内战。

经济决定论的代表作是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基础》,至今仍然很有影响。 比尔德主张,内战前夕,美国的北方金融和工业集团形成联盟,和南方棉花种植经济发生对抗。当时,南方奴隶制确实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黑奴本身也是一笔价值不菲的巨额“资产”,据说当时高达28亿美元。 当奴隶制生产和生活方式遭到威胁之后,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就产生了。1865年3月4日,林肯第二次总统就职宣言也部分支持经济解释:

这些奴隶产生了特殊和强大的利益。众所周知,这种利益不知为什么成了战争的原因。叛乱者的目标是加强、维持和扩大这个利益,为此不惜以战争撕裂联邦,而联邦政府只是主张限制其地域扩张的权利。

然而,研究美国内战的当代史学家普遍认为,比尔德的经济解释过于简单。北方利益实际上是高度分化的,并不存在高度一体化的北方工商联盟。相反,南北经济利益倒是几乎完美互补:北方为南方提供工业技术和产品,南方则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 既然国家统一对二者都有利,经济利益冲突不可能是内战的主要原因。今天,除了中国之外,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欧洲国家每年都发生大量贸易摩擦,有哪一次是通过战争解决的?事实上,内战前的联邦经济政策是民主党主导制定的,而北方的金融业、制造业、商人也不想和南方交恶而失去有利可图的商机,因而普遍对激进的废奴主义运动表示反感。 内战前夕,不少团体致力于通过妥协避免战争,但都是要解决和奴隶制相关的问题,而不是寻求经济解决方案,可见经济利益冲突并非南北紧张关系的症结。

到1970年代,福格尔等学者的历史经济分析为美国内战研究切换了不同视角。1974年他合作出版的《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甚至引起了学界和社会震动, 从此声名鹊起,并因为这一工作和诺斯分享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福格尔的主要贡献是以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论证了奴隶制的经济“效率”,驳斥了强迫劳动低效率的长期流行成见。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美国黑奴从事的是烈日炎炎摘棉花的简单低能劳动,既不需要知识技能,也不可能激发生产动力,南方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效率不可能高,因而和北方工业竞争必然落败。福格尔却证明,南方黑奴有一部分从事相当复杂的工业化劳动,甚至奴隶已把“工业伦理”内在化。他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农业效率高35%,而且并非因为工作时间长,而是劳动强度大——事实上,北方农民比南方黑奴的工作时间每年平均多400小时。 南方经济的就业率也更高:北方自由经济只吸纳1/3人口就业,南方奴隶制经济却能容纳2/3人口就业。福格尔甚至断言,美国奴隶制是“灵活而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方式”。 

既然如此,期待南方奴隶制会自生自灭是不现实的,福格尔的主要功绩在于明确驳斥了当时在北方颇为流行的“自然限制论”。这种理论认为,“就算没有内战,奴隶制也会消失,一是因为棉花种植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二是因为城市化会带来巨大压力。” 由于适合棉花种植的土地有限,奴隶人口因为繁殖而不断增长,必然造成人地比例不断增长,奴隶价值不断下跌,以至最后都不及他们的基本生活费用。多余的奴隶又不可能城市化,城市白人工人对黑奴充满敌意,使后者不能长久立足。福格尔指出,上述主张的第一点显然没有发生;由于国际棉花市场需求猛增,美国奴隶市场火爆,导致奴隶价格猛增,完全没有供过于求的迹象。这样,第二点也就不攻自破;奴隶紧缺得很,根本没有把奴隶城市化的压力。当然,因为奴隶价格的上涨,城镇的奴隶人口会不断减少,城市工业完全可以找成本更低的自由劳动力作为替代。 这也得到了数据的证实:60%的奴隶从事棉花生产及相关劳动,种植园奴隶中有1/5是技工和半熟练工,只有6%的奴隶在乡镇工作。 

虽然《苦难的时代》之所以引起社会争议,主要是因为它说南方黑奴的生活并非想象得那么“苦难”,甚至某些方面比北方自由工人还好,譬如平均来说南方黑奴有更多的闲暇和家庭生活、成人之后营养和健康也不错(当然不否认出生死亡率很高),因而有替奴隶制“洗地”的嫌疑,它的学术观点仍然是振聋发聩的。1989年,福格尔出版《无愿无约——美国奴隶制兴衰》, 修正了《美国黑奴经济》忽视价值观影响的倾向,但是基调不变——强迫劳动是可以很高效的,期待奴隶制自生自灭是不现实的。内战前夕,美国南方比英国之外的任何欧洲国家富裕,人均产值增长也比北方更快——当然,这个“富裕”不可能有黑奴什么事,“人均”则不仅没有把占南方人口40%的黑奴算在分母基数内,而且把他们作为“财产”算在分子上。1860-90年,世界棉花需求量增长一倍。看趋势,奴隶主的好日子长着呢!要靠奴隶制自生自灭,还不知等到猴年马月。美国奴隶制之所以崩溃,并非因为奴隶制经济模式落后,而是政治与军事行动的结果。事实上,正是因为奴隶制高效,所以才必须通过战争消灭之。在这个意义上,这场仗“值得”打。

福格尔的声名鹊起被认为是“昙花一现”(flash in the pan), 他对美国内战的解释并不为1970年代的美国“修正史学派”主流所接受。 他的研究方法也受到不少批评,譬如他所选取的经济数据未必可靠。他说南方就业率是北方的一倍,但那可能是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对于北方,他只计算拿工资的劳动力,不算不拿工资但也参与劳动的妇女儿童;而如果以同样的标准来计算南方,就业率几乎是零,因为黑奴并不拿工资。不过,《苦难的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再次刷新了社会成见。最令我惊讶的是,南方奴隶竟然是有收入的!福格尔的统计得出,奴隶劳动创造的价值被奴隶主剥削的比重才10%,甚至低于工人工资的税率;换言之,奴隶拥有绝大部分自己的劳动收入,奴隶主的“剥削”是很有限的。 当然,当时的普遍现实究竟如何,仍有争议。BBC官方网站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奴隶劳动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工资,但有些奴隶主为了鼓励奴隶的劳动积极性,会为奴隶的表演、算命或日常工作之外的额外劳动付一点“奖金”;在某些地方,奴隶主甚至可能和奴隶形成某种承包关系,奴隶在每月交纳定额费用之后保留剩余收入,挣得多的熟练工可以和自由工人不相上下。 总之,奴隶制就业率高是不足为奇的,不然养着奴隶吃干饭吗?

虽然福格尔本人并非种族主义者,社会对他的批评也多流于感情用事,但是他对非计量研究方法的简单否定招致不少非议,他自己的计量研究则可能因为数据的可靠性、代表性和局限性等问题而只是提供了一个“客观”、“准确”、“全面”的假象。对于许多历史事件或现象来说,最重要的方面很可能是无法定量化的。

四、如何理解“低人权优势”

福格尔的研究实际上反驳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解释——看似“落后”的经济模式可以很“高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必能通过自由贸易战胜封建制甚至奴隶制。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新观点,高强度的强迫劳动当然可以比自由劳动更有“效率”。用秦晖教授的话说,这就是“低人权优势”。但是当秦晖引用福格尔的观点来解释美国内战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决定论:“南北方在关税问题上如果谈不拢,关系就会恶化,那就会走向战争。如果关税博弈能够缓和,那就会走向和平。” 内战又成了一个经济问题,关税能否谈拢决定了内战是否发生。而秦晖的逻辑是,关税是一定要加的,因为北方自由经济不如南方奴隶经济有效:“从逻辑上讲,南方的奴隶经济对北方是有威胁的。”因此,恰恰是北方提倡贸易保护主义,是南方提倡贸易自由主义,因为如果实行贸易自由的话,北方就竞争不过南方:“北方的资本大量涌入南方,那北方的发展就会出大问题,经济会空心化,北方的自由人会出现大量失业。这些自由工人怎么跟南方‘有效率’的奴工竞争?那北方就会出现严重问题,甚至劣币驱逐良币都是有可能的。”

然而,这个逻辑的事实前提是不成立的。秦晖夸大了福格尔的结论,以为北方经济总体上不如南方经济高效,而福格尔并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他只是说北方的农业经济不如南方农业有效。这当然也几乎是老生常谈——假如他说北方的工业经济还不如南方农业经济高效,那才会颠覆常识,但是他并没有这么说,关于南北经济效率的常识也一直没有被颠覆:北方代表的是欣欣向荣的工业化自由经济,南方则代表停滞的奴隶制农业经济。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815-61年,北部经济迅速现代化,84%的制造业投资是在北方自由州;南方则仍然依赖奴隶制经济模式,对奴隶的投资甚至超过了对土地的投资。不错,原材料输出地也可以靠资源乃至“低人权优势”致富:1850年代,棉花价格暴涨,奴隶也价值不菲;1860年,南方白人的人均资产是北方2倍,美国3/5富人是南方人, 但大趋势是毋庸置疑的:当时源源不断的欧洲移民中,8个人里面7个都去北方而非南方,从南到北的白人则是从北到南的2倍。 因此,秦晖提出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北方的资本家为什么不去南方做奴隶主呢?”(也许确实有少数人这么做),“北方的资本为什么不大量涌入南方去追求奴隶制的‘效率’,造成北方制造业的大转移呢?”——因为工作机会和勤劳致富的希望都在北方,南方“低人权优势”并不是那么显著。

事实上,南方是不是“低人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福格尔最引起争议的一个发现是南方奴隶的日子似乎过得不错,至少成人奴隶的生活不差,甚至不比北方自由工人差。原因也简单,奴隶是要干体力活的,得好好养着,就和好好饲养牛马的逻辑一样。但这也意味着奴隶主养活一个奴隶的成本不低,似乎并不是像资产阶级拼命压榨工人“剩余价值”那样,奴隶的“人权”状况不算差;如果并非那么“低人权”,那么奴隶制经济的“优势”也就没有了。当然,奴隶生活实际上有没有这么好,可以再考证。福格尔自己提到,奴隶孩子从3-4岁就开始进入“服务业”,成为劳动力, 可见养着奴隶还是要用的。他考察了奴隶的食品、住房、医疗,但是没有提到教育;普及奴隶教育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没有哪个奴隶主想给自己“添乱”。但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基础教育,奴隶恐怕只能做些农活和简单的加工业,至多在19世纪中叶那个年代的技术水平和自由工人竞争。 

因此,福格尔只是论证奴隶制经济本身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至少短期内不会自动消失,但是如果把他这个结论进一步引伸,认为奴隶制经济内在的“低人权优势”会在自由竞争环境下击垮北方工业经济,则显然夸大了他的立论。事实上,他自己的数据不仅不支持这种推论,而且恰好相反:1860年,全美人均收入128美元;其中北方为141,南方为103,差距仍然不小。1840-60年经济增长率北方1.3%,南方1.7%, 南方确有一定优势,但是这种优势能否保持仍很难说,况且单凭这点优势也很难指望南方能全面超越北方。北方的工业优势是南方难以望其项背的:虽然南北人均铁路里程差不多,但是人均棉纺织品产量北方是南方4倍,铁产量6.4倍。 在当时可见的未来,北方工业的显著优势是南方经济很难超越的。秦晖认为南方的“低人权优势”在不断发挥出来,似乎北方快顶不住了,只是内战改变了这一趋势。这样不仅颠倒了南北经济竞争力对比,而且也搞反了发动内战的罪魁: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要分裂的就不是南方,而是北方。因为美国联邦体制保证国内的自由贸易,南北是不能互征关税的;既然北方竞争不过南方,那么它就要脱离联邦设置关税;北方就成了内战的始作俑者,好像不发动战争就玩不下去。历史显然恰好相反,闹独立的当然是南方而非北方;内战第一枪是南方打响的,北方只是被动应战。

如下所述,南北贸易确有摩擦,但利益冲突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国际贸易间接发生的。北方工业的优势是主要针对国内,需求稳定;南方农业则取决于国际市场需求,原先激烈抗议北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唯恐国际贸易的对等制裁会损害南方棉花等产品出口。但1850年代以来,国际棉花需求强劲,甚至有“棉花为王”一说,南方也就自信满满,不再抱怨什么。当然,他们还是对北方主导国会通过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有怨言,认为南方承担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代价,也曾为此动过“脱离”的念头,但只是说说而已。他们最大的恐惧还是北方全面主导了联邦国会和总统(最高法院仍是南方人占多数),最后埋葬南方奴隶制。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济解释又有一定道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经济格局决定了人生选择;在民主政体,经济优势造成的人口优势又决定了地理政治优势。不出意料的是,北方人口增长比南方迅猛得多,政治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北方自由州不仅绝对控制了众议院,1850年代开始也在参议院占上风,而且总统选举人票的南北差距越来越大。1860年大选,印着林肯的选票都进不了南方十州,却仍然毫无悬念地赢得了选举人票的绝对多数。因此,林肯等温和共和党人期望奴隶制无疾而终虽然来日方长,却不无道理。总体上,南方对现代化工业和现代文化表现出本能的恐惧,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明显守势而非攻势。南方普遍认为,联邦政府越来越不把奴隶制政治诉求当回事,南方政治地位的衰落指日可待。 最后脱离联邦,正是南方意识到奴隶制前景大势已去的绝望之举。

总之,“低人权优势”是一个解释力很强的概念,也是秦晖教授对理解“中国模式”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可以用来解释许多中国现象。譬如最近有一位知名网红搬出我在去年武汉疫情肆虐时发表的文章:“防治疫情——中国需要宪政民主”,他的大意是宪政民主就是一个笑话,看看欧美宪政民主国家的疫情闹得多厉害?“中国模式”抗疫这么成功,正是因为不实行宪政民主。事实上,中国抗疫成功的“秘诀”就是充分运用了“低人权优势”;没有哪个国家能把自己的公民管成这样,不仅封城,甚至封户。而疫情本身也是因为“低人权”而起,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如果当时不限制李文亮医生等人的言论自由,疫情很可能就不会爆发得如此凶猛。“中国模式”的“优势”无非是经济发展,经济就是成本利益权衡;低人权显然有助于节省劳力、资源各种成本,显然是有“优势”的。当然,低人权未必就有优势,譬如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素质不行,就没有优势,但中国并没有这类问题。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外国投资被吸引来中国,以至在自己国家造成了“铁锈带”,甚至帮助民粹主义领袖崛起——川普现象确实体现了全球化经济对国家化民主政治造成的挑战。

综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低人权优势”,但也要防止夸大这种优势并堕入经济决定论的陷阱。首先,低人权不仅有优势,也有显然的劣势,正反两本账都要算,就像经济后发有优势也有劣势一样。打一个也许是不恰当的比方,三线城市比北京、上海有太多“优势”了,住房、生活成本多低?交通还不拥堵,但是有谁会舍弃各种不便的一线城市去三线城市发展?当然,北京享有各类制度性特权,和其它地方并非自由平等竞争,但是即便取消一切特权,北京的比较优势仍然会相当长时间内存在。因此,必须要全面衡量成本优势和劣势;优劣相抵之后,“低人权优势”或“高人权劣势”未必那么显然,经济并没有那么大的决定作用。

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主要分歧。“低人权优势”以奴隶制经济为重点,但究竟是奴隶制还是经济利益在发挥作用?秦晖认为奴隶制当然也是关键,但是通过经济产生作用;奴隶制只是修饰性定语,经济才是决定性的主语。“低人权”还是要折算成经济上的“优势”,人权只能通过经济发挥作用。当然,经济确实是一个重要方面,人主要是理性自私的经济动物。其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可惜他未能逻辑一致地运用于所有阶级——资产阶级是自私的,无产阶级则是“高尚”的,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事实上,经济利益只是决定人类行为的诸多动因之一,经济决定论忽略了价值观、信仰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如果夸大“低人权优势”,也会给非决定论解释带来很大被动。既然低人权有那么大的“优势”,为什么北方资本家不去南方做奴隶主?这确实会成为一个问题。优势太大而不为所动,那就只能是因为北方人和资本家道德人设高大上。如果说北方资本家就是因为厌恶奴隶制,而不愿去做利润巨大的奴隶主,那就必须夸大资本家或北方人的道德境界。这也不符合现实。宗教信仰或价值观确实会发挥影响,但也不要夸大它们的影响。在真实存在的巨大利益面前,道德可以很苍白。事实上,南方奴隶主也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下面会讲到,他们甚至拿《圣经》为奴隶制辩护。

当然,秦晖教授的“低人权优势”概念是从中国发展而来,其用来解释美国内战的本意或是对当今中美之争有所启示。某个发展中国家的“低人权优势”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俄罗斯农奴制是否有“低人权优势”?标准历史书上都写的是劣势,但也许俄罗斯并没有其它选择,也许甚至对曾对快速工业化作出了贡献。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是否足够显著,以至于中美“必有一战”,也另当别论。中国对美国的“低人权优势”也许超过美国南方对北方的优势,甚至对美国国内政治造成困扰,但是不是就真的会对国际贸易规则和宪政民主秩序产生颠覆性影响?我认为也不宜夸大。“低人权优势”当然可能害人,但主要是害己。相对于别人来说算“优势”,但对于我们自己,低人权只能是劣势。就和环境污染一样,当然也会污染别人,但首先污染的是自己。

对于美国内战,首要因素是奴隶制,而非经济利益冲突。要判断二者的主次,不妨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种族因素,南北会不会因经济优势或劣势发生内战?答案是“绝对不会”,民主政治正是为了以和平方式调解一切冲突;有了奴隶制这个种族因素,那么南北无论处于经济优势还是劣势,都难免一战——尽管这是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五、关税之争和法理脱离

这当然不是说关税或经济对内战的影响微不足道。毕竟,人是利益驱动的自私动物,内战当然和南北经济利益冲突密切相关。南方显然不愿意放弃奴隶制经济带来的巨大“好处”,南方奴隶主肯定不愿意放弃400万黑奴这笔巨额“财产”和奴隶制生活方式。政治学家李普赛在分析南方各县投票行为中发现,奴隶拥有比例和脱离联邦的支持率成明显正比关系:181个黑奴比例高的县有72%选民投票支持脱离,205个黑奴比例低的县只有37%支持率,153个比例中等的县则有60%支持率。 当南方认为联邦宪法下的政治体制对奴隶制造成威胁时,他们最终选择脱离联邦。

和其它原因相比,关税和内战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间接与偶然的,因为关税毕竟是对外而非对内南北互征,但是由于南北经济模式不同,征收关税对南北经济也会产生不同后果。当时,美国北方工业虽然发展迅猛,但还说不上强大,直接面临英国等欧洲工业国家出口的竞争,关税保护主义政策对北方工业有利;南方棉花经济则是出口主导,3/4的棉花产量都用于出口,而保护主义政策对出口有害。1812年英美战争和拿破仑战争造成欧洲禁运,英国转向美国出口低价成品,对北方新兴工业造成威胁。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国会1816、1824年两次增设关税,对进口成品征收高额关税,南方叫苦不迭,南卡受到了尤其严重的影响。南卡认为自己不仅受到高关税的直接伤害,因为进口商品的价格更贵了,而且也受到间接伤害,因为减少英国进口意味着影响国际贸易平衡,削弱了英国对南卡出口棉花的购买力。

1828年,南卡分离主义运动的“教父”卡尔霍恩为了阻止关税进一步提高,同时又封住北方的嘴,故意起草了一部高得连北方人都不会接受的关税法案,指望国会拒绝通过后嫁祸北方。但没想到,1828年关税方案阴差阳错通过了国会两院,小亚当斯总统签署后生效,引起了南方乃至部分新英格兰地区的反对。小亚当斯总统因为签署法案而失去民意,并在同年选举中输给了国家主义的民主党候选人杰克逊。南方期待杰克逊当选会显著降低关税,但是希望落空。杰克逊上任后,宣布关税“合宪”。南卡激进派回应,联邦关税在南卡州内“无效”。同年,已成为副总统的卡尔霍恩匿名发表《南卡声明与抗议》,和总统杰克逊唱对台戏。

1832年,在卡尔霍恩的抗议下,国会降低了关税,但远不能让南方满意,由此造成严重的地域危机,卡尔霍恩挂冠而去,南卡甚至暗示要脱离联邦。新成立的南卡议会召开大会,以136:26宣布1828年和1832年关税违宪“无效”,并拒绝实施。杰克逊不能容忍南卡对联邦法律统一的公然挑战,宣布南卡废止联邦关税的决定构成“叛国”,并强化了南卡州内的联邦要塞。1833年,国会中的杰克逊主义支持者通过“强迫法案”,授权总统动用陆海军强制实施国会立法,暴力似乎一触即发。但关键时刻,大概是因为南卡孤掌难鸣,没有得到其它州的声援,撤回了“废止主义”决定。之后南北调和并达成妥协,显著调低了关税,南北冲突度过一劫。

由此可见,利益确实会产生冲突,但要说利益冲突必然“你死我活”、“必有一战”,那只是独裁思维在作祟——成王败寇、“胜者通吃”,当然你死我活了,政治变成了一场“零和游戏”;但“零和游戏”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因而通吃思维看似“理性”——什么都归我得,实则极不理性:双方为了一点经济利益大打出手,最后造成60万人死亡的战争,谁从中受益了?与其如此,何不妥协?经济主义强调理性,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恰恰是说不通的。阶级之间确实存在利益冲突和一定程度的“斗争”,劳资双方都要争取自我利益最大化,但是如果因此而得出阶级斗争“你死我活”、最后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结论,那岂不又自相矛盾了——难道“无产阶级”就真的“失去的只有锁链”、连自己被别人消灭的危险都不在乎吗?何况劳资本质上是互补而非互斥的:没有资本,劳动力无法组织起来创造财富;没有劳力,资本也不能当饭吃。因此,经济上的理性行为是劳资合作而非无底线“斗争”。

美国南北经济利益关系也是一样,互补大于互斥。毕竟,南方供应原材料,北方工业加工成品,双方有何必要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呢?那样真的对自己好吗?单纯的关税政策冲突不可能导致内战,何况代表南方利益的民主党频繁掌权,即便是国会少数也对税收政策有所制约,关税不可能太高。事实上,1846年的关税政策主要是民主党制定的,南方很满意,北方实业家则抱怨关税太低。1850年之后,铸铁和纺织业每况愈下。1854年,铁产量全球过剩、价格下跌,许多美国铁厂倒闭,共和党将此归咎于南方民主党控制下联邦通过的低关税政策。1857年发生金融危机,强化了共和党。危机之后,棉花价格暴跌,黑奴价格则继续猛涨不止,南部奴隶主要求联邦立法重开非洲奴隶贸易,地域冲突升级。北方尤其是宾州认为关税太低,某些南方人则害怕北方主导国会后会发生关税失控,但实际上并没有发展到失控的地步。 事实上,1861年之前的关税政策对南方有利,因而为南方所支持。1861年的莫里尔(Morrill)关税之所以能显著提高关税并获得通过,是因为南方已经宣布脱离,许多南方议员因此离开国会,因而是南方脱离的结果而非原因。

事实是,1860-61年间的南北论战极少提及关税。 对于任何想要调解争议、阻止脱离的群体来说,关税都不是一个主要问题。或者说,就不同地域的经济利益而言,关税从来就是一个问题,关税高低必然对各地经济影响不一,但民主政治的解决方式很简单——谈判妥协。一旦确立了对于国家整体有利的关税政策,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的一方完全可以得到补偿。今天美国农民为什么得到那么多“补贴”呢?同样的宪法体制之下,今天如此通用的办法,难道1860年的美国人就想不到吗?——是的,那个时候“补贴”奴隶制经济还真不是一个选项,但那不是因为南方经济和北方竞争,而是因为“奴隶制”这个关键词。北方不会同意去补贴在他们看起来道德上罪恶、对社会有害、有时也让他们经济上受损的南方奴隶制。如果说关税当时确实成了一个南北死结的话,那也全是拜奴隶制所赐。

六、奴隶制扩张与大西部争夺

和关税相比,南北之间还存在经济利害关系大得多的问题,并产生了愈演愈烈的流血冲突,那就是对尚未开发的大西部的争夺。这个问题其实早在联邦制宪之前即已存在,随着大西部的渐次开发而不断加剧。早在费城制宪之前,1787年《西北法令》规定了美国接纳新州的程序,禁止俄亥俄河以北的中西部进行奴隶交易,奴隶制在西部的扩张已成“敏感”问题。1803年,杰弗逊总统从拿破仑那里以1500万美金的价格买下83万平方英里的路易斯安那,便宜到“白菜价”——每平方英里18美金、每平方公里(百万平方米)7美金、不到3美分一英亩。一夜之间,联邦领土面积翻倍。即便这么一笔划算的大买卖,联邦党还在国会反对,因为路易斯安那会增强南方奴隶制的力量。1804年,以区隔宾州与马里兰的梅森迪克森线为界,北方州全部取消奴隶制。1812年,路易斯安那成为蓄奴州;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因为那里是黑奴占人口47%的“深南”地区,而且“蓄奴州”和“自由州”各11个,数量正好持平。

但是1818年,从路易斯安那领地切出的密苏里申请建立蓄奴州,平衡就打破了。纽约州众议员塔玛奇(James Tallmadge)在国会提议建立密苏里作为自由州,当场激起南方议员的大声抗议。虽然塔玛奇提案通过了众议院,5名北方参议员倒戈,结果未能通过参议院,而众议院拒绝接受参议院的方案。国会两院相持不下,争论了2年,最后通过《密苏里妥协》解决了危机。正好麻省愿意割让缅因区作为自由州,和成为蓄奴州的密苏里冲抵,双方各12个,仍然维持平衡。1820年《密苏里妥协》还规定,路易斯安那购买中获得的北纬36.30度以北的土地不得成为蓄奴州。《密苏里妥协》开始了南北双方的一系列政治交易,也让南方人意识到奴隶制可能受到北方的政治攻击。1836年,阿肯色成为奴隶制;次年,密西根成为自由州,恢复平衡。

南方之所以对西部寸土必争,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原因,但政治原因是主要的。经济上,南部的单一棉花种植模式造成土地肥力耗竭,难以长久持续,因而需要在西部扩张中开发新地。虽然大西部的土地并不适合棉花种植,南方害怕西部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会导致自由小农反对奴隶制,因而对西部的自由土地、自由劳动政策的反对程度比反对关税更为激烈。更让南部担心的是,铁路和运河等“交通革命”使越来越多的西部农产品运往东北部,加强了西北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许多南方人则将耕者有其田的“激进”政策视为西部的“废奴主义化”,并将西北联盟视为北方计划破坏南方生活方式的证明。

但最根本的,南方害怕自己会失去在参议院的均势,从而在联邦政治上全面落败——众议院按人口比例分配各州议席,南方即使把黑奴人口折算成3/5加入基数也明显不敌;参议院各州平等2席,但是如果自由—蓄奴持平格局被打破,那么南方就同时失去了对国会两院的控制,奴隶制就岌岌可危了。1840年代,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多数、总统和许多州的职位,联邦政策对南方有利,奴隶主得以高枕无忧。1845年,佛罗里达与德克萨斯成为蓄奴州,15个蓄奴州反超自由州;1846年爱荷华、1848年威斯康辛分别作为自由州加入,才又恢复平衡。然而,蓄奴州的版图永远定格在1845年;1850-60年代增设的5个新州全是自由州,没有一个蓄奴州。《密苏里妥协》开启的政治平衡被不可逆转地打破了。

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美国赢得130万平方公里新增土地,奴隶制扩张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南方仍然指望在这些领地扩张奴隶制,但是遭到北方的坚决反对。1846年,北方(宾州)民主党众议员威尔莫以1787年《西北法令》的语气,在众议院法案上附了一个“但书”(Wilmot Proviso):“奴隶制或强迫服役不得存在于领地的任何部分,除非当事人因犯罪而首先被正当定罪。”换言之,国会只能取消、不得扩建奴隶制。和塔玛奇提案一样,《威尔莫但书》通过了众议院,却没能通过南方力量占优的参议院,后来也屡次未能通过。

南北妥协必须继续,但越来越难。亨利克莱起草的《1850年妥协》同时受到北方辉格党(共和党前身)和南方民主党反对,但是在北方民主党道格拉斯帮助下通过。《1850年妥协》继续平衡南北利益:加州作为自由州进入联邦,但为了维持参议院平衡,加州承诺选派支持和反对奴隶制各1名参议员进入国会;犹他和新墨西哥由地方自主决定,德州不再主张西北领土,华盛顿特区禁止奴隶贸易(但不禁止奴隶制本身),同时强化了1793年《逃奴法》的实施机制,要求联邦和自由州有义务遣返从蓄奴州逃亡的奴隶。《逃奴法》令北方感到羞辱,加剧了南北敌对情绪。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甫一出版就上了最佳排行榜,极大激发了北方对《逃奴法》的反感。原以为《1850年妥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南北地域之争,其实只是勉强维持了十年和平。

1854年,《肯萨斯—内布拉斯加法》重新点燃了激烈争议,很快制造了“流血的肯萨斯”,最终导致56人丧生。 这部法律允许肯萨斯和内布拉斯加通过公投自主决定作为自由州还是蓄奴州进入联邦,相当于废止了1820年《密苏里妥协》,因为肯萨斯是在《密苏里妥协》禁止蓄奴的分界线以北,但现在却只要获得公投多数支持就可以成为蓄奴州,北方因此强烈抗议。邻州密苏里的拥奴主义者则大量涌入肯萨斯,要操纵公投并使之成为蓄奴州,结果在劳伦斯酿成酿成血案。双方互斗愈演愈烈,后来在约翰布朗率领“自由土地人”杀死5名拥奴主义者的“大屠杀”达到高潮。1855-59年间,肯萨斯几乎预演了美国内战,一度有两个首都——劳伦斯和拉康普顿、两部宪法——托皮卡(Topeka)州宪和拉康普顿(Lecompton)州宪、两个按各自宪法选举产生的政权。为了息事宁人,新上任的布坎南总统希望按拉康普顿州宪,接纳肯萨斯作为蓄奴州,但是州选民以1万多票优势明确拒绝——当然,据说双方都有相当规模的舞弊。到了民主党主导的国会,这个决定迟迟得不到批准。直到1861年,南方各州脱离联邦之后,民主党议员退出国会,肯萨斯才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

没想到,看起来很“民主”的地方公投自决却在肯萨斯捅了一个大马蜂窝。这个理论原先是北方民主党领袖斯蒂芬道格拉斯提出的,他后来是共和党候选人林肯的竞选对手。道格拉斯坚决拥护基层民主,认为州的基本属性必须由当地居民自行决定,联邦不能越俎代庖。但西部是决定奴隶制命运的关键,因而也是南北必争之地,不同地方、不同利益必然提出不同的宪法解释理论。北方认为,限制奴隶制的惟一办法是限制其在新领土上扩张;南方则坚信自己对州内奴隶制享有完全自主权,蓄奴州之间的国内奴隶贸易不受联邦干涉。对联邦权限的不同理解加上宪法解释的不同方法,合成四种宪法理论:其中两种是遵循宪法文本和历史的保守主义解释方法,另外两种则是超越宪法文本的激进主义解释方法。

道格拉斯的地方自决论代表了北方民主党的主张,实际上是州权主义(state sovereignty)的翻版。它否定了联邦对奴隶制的决定权,主张西部领土是否建立奴隶制纯粹是一个地方问题,必须由当地居民自己决定,国会无权干涉,否则就侵犯了美国立宪的自治传统。当然,州权主义更早是由卡尔霍恩为了维持南方奴隶制而提出的理论,但是这种理论更为激进,主张南方不仅有权废止违反其州宪的联邦立法,而且享有授权各州扩张奴隶制的“州主权”;联邦在西部领土则只是主权州的“代理人”,联邦权力限于帮助实施州法,无权禁止任何奴隶主带入其“合法财产”。卡尔霍恩的州权理论实际上要求联邦保护奴隶制,而这很可能造成联邦权力前所未有的扩张。

两种主张联邦有权决定奴隶制的理论分别代表了两个新兴党派的主张,尽管都没有获得国会通过。其中1860年的克里滕登(Crittenden)妥协代表宪法统一党的保守主义解释主张,认为西部领土究竟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只能通过联邦修宪规定。1846年的《威尔莫但书》则代表了后来的林肯与共和党纲领,主张国会无需修宪即有权在西部领土完全排除蓄奴制,包括美墨战争中赢得的大片领地。不同党派、不同利益及其宪法理论的分道扬镳表明,南北利益妥协越来越难了。

事实上,《但书》已经把利益之争上升到道德层面,其盛气凌人的措辞暗含着奴隶制是道德犯罪,第一次让南方清晰感觉到北方对奴隶制的道德鄙视。之前,南方认为自己只是要求北方的平等对待,南方奴隶“财产”获得和北方合法财产同等的保护,但是北方显然不这么看待南方的“财产”。丹尼尔大法官给前总统马丁范布伦的信中写道:“一下子,一切友爱、同情乃至容忍都湮灭得一干二净,产生的是暴烈、不能平息、不会消退的敌意。”

七、废奴运动与政治极化

1854年的《肯萨斯—内布拉斯加法》被证明是走向内战的分水岭,代表反对力量的共和党应运而生,其纲领就是反对奴隶制进入大西部。由于民主党领袖拒绝反对奴隶制导致北方越来越多的不满,辉格党必须打破民主党对民主与平等话语的垄断,因而需要重组新党并将废奴作为党纲。1855-56年的“流血肯萨斯”冲突起先并不具有意识形态高度,但是约翰布朗率人刺杀5名拥奴主义殖民者之后,全国再度掀起了地域主义争议高潮。1856年大选几乎完全围绕肯萨斯引发的奴隶制问题,共和党谴责《肯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扩大蓄奴制,并提出“自由土地、自由劳力、自由人,弗里芒特”的竞选口号。加州参议员弗里芒特(John Charles Frémont)是共和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他的名字刚好和“自由人”押韵。南方民主党也毫不示弱:如果弗里芒特赢的话,那就准备退出联邦。当然,共和党刚成立两年,弗里芒特不出意料败给了布坎南,但是北方共和党—南方民主党的政治极化格局已经形成。

1850年代是美国政治风云激荡的时代,当时美国人也确实比当代人更关心政治,投票率动辄高达80%-90%。在决定命运的1860年大选,投票率达到84%。选民的踊跃参与如汹涌潮水,漫过常年形成的政治水渠,打破了四平八稳的民主党—辉格党两党体制。布坎南总统在肯萨斯问题上的执迷不悟不仅激怒了共和党,而且疏远了自己的北方民主党。党内对头道格拉斯指责他违背了《肯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所体现的人民主权原则,南方保守派则认为他侵犯州权。道格拉斯在南方不得人心,因为南方极端主义要求西部领地通过蓄奴立法,而他不仅帮助挫败了支持蓄奴制的拉康普顿州宪,而且提出了“自由港”理论,主张西部领土居民可以拒绝通过蓄奴立法,从而拒绝接受1857年“蓄奴案”判决所允许的奴隶制。南北民主党由此分裂,并成就了共和党的胜利。

1858年,南北形成四党格局:北方共和党与民主党、南方民主党和南北边界州的宪法统一党。南方民主党不再能通过其北方盟友影响联邦政治,极端主义情绪明显增长。《纽约时报》曾主张共和党中的温和派与北方民主党的反体制力量联手,不要再反对地方人民主权,退而求其次,遏制奴隶制扩张并平息地域之争。虽然共和党国会议员投票支持1858年法案,阻止肯萨斯作为蓄奴州并提倡人民主权原则,但共和党主流拒绝修改联邦主义立场。

在民主政体,政治或政党极化的根源是民众的两极分化。如果不关注美国社会1830-40年代迅猛发展的北方废奴运动,就无法理解1850年代的美国政治极化。事实上,卡尔霍恩提出的“废止理论”不只是在南方受欢迎,北方有些废奴主义者已经开始运用,公开抵制1850年《逃奴法》的实施。波士顿即吹嘘从来没有遣返过一个逃奴,帕克等地方精英公然组织暴徒阻止执法。1851年十一,纽约州自由党的废奴运动领袖聚集锡拉丘斯,成功策划“营救杰瑞”(Jerry Rescue)行动,袭击警局并将逃奴“杰瑞”偷渡到加拿大。著名废奴主义领袖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甚至公开焚烧纵容蓄奴的联邦宪法,把它贬斥为“死亡契约、地狱协定”。1854年,他引用《独立宣言》:“面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尤其是把人变成物的那种,我都忍不住愤怒和憎恶。”

北方激进废奴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是约翰布朗(John Brown), 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去年刚好出了一个关于他的七集连续剧“上帝之鸟”(The Good Lord Bird), 不算“大制作”,但反响似乎不错。布朗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教家庭,早年商业并不成功。1837年,他参加了克利夫兰举行的废奴主义集会后深受感动,公开宣布自己要献身于摧毁奴隶制,并于1848年形成了兵谏计划。1856年,布朗带着他的5个儿子到肯萨斯和支持奴隶制的军队作战,杀死了5名拥奴主义殖民者。1857年,最高法院的“蓄奴案”判决确认奴隶制的合法性,激起了废奴主义者暴风骤雨的谴责。布朗回到东部为兵变集资,并获得六位有声望的废奴主义者匿名赞助。他们在弗吉尼亚哈伯斯渡口附近租了一个农庄,招募了20名战士,其中包括他的3个儿子和几名黑人。1859年10月16日,他率领这帮人攻占了哈伯斯渡口的联邦兵工厂,目的是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山上为释放奴隶建立坚固营地。两天之后,布朗兵变就被罗伯特李上校(后来的李将军)带兵镇压,10人被击毙,其中包括他的2个儿子,他自己受伤被俘。布朗被捕后,著名作家梭罗专门写了“为约翰布朗班长辩护”的散文。自己也是逃奴的黑人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盛赞布朗的道德勇气:“我只是为废奴而活着,他却可以为废奴而死。”据说在执行绞刑前,他递给卫兵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约翰布朗现在确信,这片罪恶土地上的罪恶只能用鲜血来洗刷。”不到一年半,美国内战即被这句话不幸言中。

约翰布朗的传奇故事表明,美国南北之争远不只是政客、商人、奴隶主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冷漠考量,而是带着废奴运动南北对撞的巨大道德激情。 1840年代起,废奴主义者就指责奴隶制不仅社会不公,而且道德败坏,南北双方逐渐变成了道德、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上对立的两类人。当然,道德指责和经济考量未必非此即彼、二者选一,而完全可以兼而有之。1830-40年代,废奴运动确实只是极少数人的运动,没有太大影响,直到1850年代才成气候。这部分是因为经济危机打击了北方白人工人,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开始接受“蓄奴势力”(Slave Power)阴谋论,进而与废奴主义合流成为新的思想和政治运动。许多人之所以反对奴隶制扩张,未必是因为他们同情奴隶命运或憎恶奴隶制,而是害怕大奴隶主把好地都买光了,断绝了自由白人农民使用家庭或雇用劳力的谋生机会。1854年,“自由土地人”(Free Soiler)加入共和党,强力推行“自由劳动”原则。在此之前,针对奴隶制的经济批判就很常见。共和党成立后,也是经济和道德批判双管齐下,“蓄奴势力”阴谋论将废奴运动和奴隶制对北方自由劳动力与民主价值的威胁结合一体,极大助长了废奴主义情绪的蔓延。布朗兵变之后,南北和谈几乎不可能再若无其事地进行下去。南北之争已升格为针对奴隶制的道德底线之争,不可能通过利益妥协和平解决。

八、1860年大选与美国内战

在这种势态下,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成了南部脱离和南北内战的直接导火线。1860年11月6日的总统大选分割为南北两个战场,势力限于北方的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并没有直接交锋;共和党候选人林肯的名字都没能进得了南方十州,但是北方战场决定了总统选举结果。林肯和北方民主党候选人道格拉斯竞争北方选票,南方民主党则和边界州成立的宪法统一党争夺南方选票。最后林肯轻松获胜,赢得180张选举人票、40%选民投票,获得30%选民票的道格拉斯却只获得12张选举人票;南方民主党获得72张选举人票、18%选民票,统一党获得39张选举人票、13%选民票。

从大选结果看,林肯的胜利是决定性的。一共303张选举人票,只需要152张即获胜当选,但是林肯不仅赢得了180张之多,而且在他赢得的18个州中,16个州的选票都过了半数:康乃迪克(6)、伊利诺伊(11)、印第安纳(13)、爱荷华(4)、缅因(8)、马塞诸塞(13)、密西根(6)、明尼苏达(4)、新罕普舍(5)、新泽西(4)、纽约(35)、俄亥俄(23)、宾州(27)、罗德岛(4)、弗蒙特(5)、威斯康辛(5)。 这16个州的选举人票加起来就有173张。换言之,即便南北民主党没有发生分裂,甚至和宪法统一党联合起来对抗共和党,也无法赢得以上16州中的任何一个,而只能额外得到加州的4票、俄勒冈3票,根本不足以扳回总统大选的败局。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1860年,废奴已经是美国的人心所向;以上18州都是自由州,林肯的胜利就是自由州的胜利。不论蓄奴州怎么投票,都改变不了联邦政府共和党占主导的构成。尽管林肯并非共和党中的激进派,这个结果——更准确地说,造成这个结果的宪法体制——是南方不能接受的。事实上,共和党中的保守派成功阻止某些激进派成为总统候选人,作为党内“温和派”的林肯第三次投票才获得候选人提名,但共和党的激进派在北方各州都很有影响。由于北方州的数量已经胜出南方蓄奴州,多数州要求废除《逃奴法》并禁止西部成为蓄奴州。南方对重开非洲奴隶贸易的要求只能让共和党对“蓄奴势力”阴谋论深信不疑,林肯出现后的民粹主义“辉格党风格”则加深了南方恐惧,双方互信和谈判空间越来越小。共和党的迅猛崛起和民主党的政治失败让南方奴隶主看到自己的全国政治影响在节节败退,林肯的当选是压垮南方信心的“最后一根稻草”,再不脱离联邦就来不及了。

1860年12月24日,南卡召集临时大会宣布“脱离原因宣言”:“南卡及其它州之前在‘美利坚合众国’名下的联盟从此解散。”南卡和密西西比、佛罗里达、阿拉巴马、乔治亚、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7州成立“美利坚邦联”。弗吉尼亚、阿肯色、北卡和田纳西4州还在观望,不少“有条件支持统一派”希望联邦让步。南北边界的蓄奴州密苏里、肯塔基和马里兰则虽未脱离联邦,但明显同情邦联。1861年3月4日,林肯如期就任总统,但并没有立即对7州宣战,而只是宣布脱离行为“非法”,并拒绝向“邦联”移交其境内的联邦设施。邦联军队逼近南卡的萨姆特要塞,4月12日打响了内战第一枪并夺取要塞。 在林肯派兵镇压叛乱之后,“有条件统一派”纷纷倒向分离主义,之前观望中的4州加入邦联阵营。

九、美国内战能避免吗?

塞姆特这一枪能避免吗?这个问题在内战发生当时就开始争论。前总统布坎南认为,内战是共和党狂热分子挑起的完全不必要的冲突;纽约州长、林肯的国务卿西伍德(William Seward)则坚持,内战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美国史学界一开始支持不可避免说和道德解释论,威尔逊总统(原普林斯顿教授)的《美国蓄奴势力兴衰史(1872-77)》也是这种观点。1920-40年代,史学界转向修正说,认为内战主要是无能政治领袖的责任。如福格尔后来证明的,南方奴隶制并非那么不人道,奴隶命运也不见得比北方工人差多少。但1960年代的史学主流认为,内战的主要原因是1850年代的大众民主潮流使两党制崩溃,造成了美国政治极化。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或民粹才是内战的始作俑者。 然而,如1860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即便南北民主党不分裂,美国政治仍然围绕两党主轴转,而不受激进大众情绪的影响,只是共和党替代了原先的辉格党,林肯当选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南方拒绝接受这个结果。这是美国宪法体制决定的:当这个国家的压倒性多数再也不能容忍奴隶制,奴隶制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任何抗拒力量都是螳臂当车,除非任由国家分裂。

还是回到内战前夕的场景和当事人本身吧。从1858年开始,总统候选人林肯和道格拉斯进行了7次辩论,主要议题都是关于奴隶制。南北对待奴隶制的态度截然相反,但都把奴隶制作为南北分道扬镳的本质原因。1860年12月,林肯在给亚历山大斯蒂芬斯信中说:“你们认为奴隶制是对的,应当扩展;我们则认为奴隶制是错的,应当被限制。我认为这才是摩擦,它肯定是我们之间的惟一实质分歧。” 对待奴隶制的态度将南北分为“你们”、“我们”,人民的分裂才是联邦分裂的内在原因。1861年3月,已做上邦联副总统的斯蒂芬斯发表演说,也称奴隶制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事实上,早在1830年,卡尔霍恩为了联合南方力量,以免南卡主张脱离的时候再次面临孤立无缘的窘境,已将南方权利的核心界定为蓄奴权,并以“州权主义”作为保护南方奴隶制的宪法机制;甚至在他之前,南方奴隶主就已经看到联邦权力对奴隶制的危险。 因此,联邦至上还是州权主义表面上是宪法解释之争,实质是奴隶制存废之争。1863年7月,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发表“奴隶制的野蛮”演说,指出保留奴隶制是南方脱离的惟一原因:

这次战争的表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奴隶制,一个是州权主义。但后者只是为了掩盖前者。如果奴隶制不存在了,州权主义也不会兴风作浪。因此,内战是因为奴隶制而起,没有别的。

南方之所以坚持奴隶制,显然是因为奴隶劳动为奴隶主和整个南方创造的巨大经济收益,但是也和南方普遍的白人至上文化密切相关。虽然有人论证南北社会文化方面并非如此不同, 但是南北至少在对奴隶制的认知上截然相反。事实上,奴隶主只是极少数。尽管蓄奴州当时有960万人口,只有35万人是奴隶主,不到3%。1860年,密西西比奴隶主比例最高,占人口49%,南卡占46%,而其中占7%的大奴隶主拥有3/4奴隶。 绝大多数并不拥有奴隶的南方人之所以拥护奴隶制,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白人至上”。邦联“总统”戴维斯的核心论点是各州平等,而个人不平等:“我们承认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事实,那就是造物主在那个种族的人身上打上了低人一等的烙印,我们作为文明制度的政府也带有这个烙印。” 副总统斯蒂芬斯则在演讲中称:

杰弗逊的思想根本是错的。它建立在种族平等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新政府建立在完全相反的思想基础上;它的基础和基石是一个伟大真理,那就是黑人和白人是不平等的,对优越种族顺服的奴隶制是黑人的自然和正常状态。

我不知道南方在多大程度上真诚地相信白人种族的优越性,抑或它只是为了维持不人道的奴隶体制寻找辩护理由和自我安慰,但是南北争议显然不是经济利益冲突这么简单。本质上,它是两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冲突。对于南方奴隶主来说,他们只是要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在立宪后3/4个世纪,南方经济和价值观没有发生变化,南方人只是要维护他们的“宪法自由”;在他们看来,是不断进步并具有进攻性的北方要推翻这种生活方式。当时在南方颇为流行的《狄波评论》(De Bow’s Review)杂志说道:“我们在抵抗革命……我们是保守主义者”,只不过要保守宪法赋予的拥有“财产”的“自由”。逃亡北方后获得自由并出版自传的黑人作家道格拉斯则反唇相讥:“自由人呐喊了,不是为了把自由扩大到黑人,而是为了保护白人的自由。”南北不可调和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格格不入的两种自由观:做人的自由和把人作为财产的“自由”。

面对北方咄咄逼人的政治和道德攻势,南方在消极抵抗之余也没闲着,而是积极寻找奴隶制的法理和宗教依据。卡尔霍恩等人试图把奴隶制从“必要的恶”包装成“积极的善”,主张奴隶制使奴隶更加“文明”,提高了奴隶的道德和知识修养。 事实上,南方还试图从《圣经》上寻找奴隶制的宗教依据。当时,许多美国人并不认为奴隶制和《圣经》有什么冲突。早在1780年代,宾州的贵格派即领导了废奴运动,但他们人数很少、不成气候。联邦立宪之后实行政教分离,美国经历了“第二次大觉醒”,新教得到极大复兴。读经成为时尚,南北新教都读的同一个版本(King James)的《圣经》,却对《圣经》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解释发生了重大分歧——上帝是否允许奴役?在这场北方胜利似乎没有什么悬念的教义之争中,结果却是南方几乎完胜:《圣经》支持——至少不反对——蓄奴制。不仅《旧约》多处提及以色列的奴隶,《新约》也有不少地方提及,而耶稣并未明确反对奴隶制。 1844-57年,南北新教发生了卫理公会、浸信会和长老会三教派分裂。对于基督教文化占绝对主流的当时美国,教义分裂或许是国家分裂无可避免的预兆。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表示:“双方都阅读同一本圣经,都敬拜同一个上帝,各自却都援引祂的力量对付另一方。”在北方赢得枪炮之战之前,南方已经赢得教义之战。

然而,教义之战的“胜利”只是自欺欺人。古老的经典再伟大,也是有时代局限性的;如果后人硬是抠字眼为自己心仪的制度辩护,那只是对经典和神明的亵渎,潜藏在背后的深层原因其实不是别的,就是放不下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个利益是否“保守”得住,能否被承认为宪法乃至某种自然法赋予的“权利”,或是由地方人民按照自己的想法决定的“自由”,端赖这种“自由”或“权利”究竟是什么。或许在人类文明之初,建立在剥夺他人自由之上的“自由”可以得到社会的承认,甚至构成了当时社会运行的基础,甚至还在“经典”中留下了痕迹——不论是《圣经》、《古兰经》还是《论语》;两千多年之后,这种“自由”不仅不受普遍承认,而且已然成为众矢之的。1860年代,美国南方奴隶主还想继续扩大这种“自由”,而且用《圣经》为自己的贪婪备书,让自己心安理得享受野蛮体制带来的毒果,只能说是逆人类文明的潮流而动。最后不惜为“保守”这种“自由”而背弃联邦并打响第一枪,结果只能是旷日持久、伤亡惨重的真枪真炮之战。

综上,美国内战确实并非为解放黑奴而起,但是除了奴隶制,任何其它原因都解释不了内战的缘起。废奴也是美国内战惟一值得夸耀的遗产,它毕竟废除了一个反人性、反文明的罪恶体制。假如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只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或某一方的经济利益,那林肯岂不成了秦始皇?这样的美国还能被奉为自由民主的“世界灯塔”吗?美国立宪遗留的奴隶制“原罪”成了“民主灯塔”的一个巨大污点,最终使美国南北发生决裂。南北内战消除了这个污点,但是并没有能消除美国社会分裂。今天,美国左右分裂愈演愈烈,川普四年执政和2020年大选的民粹主义煽动更使美国左右形同水火;川普败选,甚至有人煽动内战。美国内战会换一种形式重演吗?这是留给当代美国人的问题。答案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References:

1.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George Lawrence (trans.), J.P. Mayer (ed.), Harper & Row (1969), p. 376.

2. 参见Steven E. Woodworth e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 Handbook of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Westport (1996).

3. Martin Kelly, What Were the Top 4 Causes of the Civil War?, https://www.thoughtco.com/top-causes-of-the-civil-war-104532.

4. Kenneth Stampp ed., The Causes of the Civil War, Touchstone (1992).

5. 譬如见塗柏鏗:“美國南北戰爭的最大誤解:奴隸、自由與統一”,https://www.hk01.com/世界專題/459228/美國南北戰爭的最大誤解-奴隸-自由與統一

6. John O’Connor, Douglas statue comes down, but Lincoln had racist views, too, AP News, 20 September 2020, https://apnews.com/article/race-and-ethnicity-slavery-illinois-racial-injustice-archive-a23f377eb924b54bb039fc734065b5ea.

7. Richard E. Ellis, The Union at Risk: Jacksonian Democracy, States’ Rights, and the Nullification Crisis (1987), p. 193; William W. Freehling, Prelude to Civil War: The Nullification Crisis in South Carolina 1816–1836 (1965), p. 257.

8. Charles Beard and Mary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27).

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igins_of_the_American_Civil_War.

10. Lee A. Craig,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the Economy, in Woodworth e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pp. 505-514.

11. Kenneth M. Stampp, The Imperiled Union: Essay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ivil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98.

12.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rown & Co. (1974).

13. Ibid., pp. 76, 78.

14. Ibid., p. 64.

15. 福格尔、恩格尔曼:《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颜色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16. 同上,第65-69页。

17. 同上,第64页。

18. Robert William Fogel,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W. W. Norton (1989).

19. Peter Kolchin, More Time on the Cross? An Evaluation of Robert William Fogel’s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58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491-502 (1992).

20. 例如参见Eric Foner, The Cause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Recent Interpretations and New Directions, in Robert P. Swierenga ed., Beyond the Civil War Synthesis: Political Essays of the Civil War Era (1975).

21. 福格尔、恩格尔曼:《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第110页。

22. https://www.historyextra.com/period/slave-labour/.

23. 秦晖:“美国内战前的关税之争与制度之争(上)”,《经济观察报》2019年1月19日,http://www.eeo.com.cn/2019/0119/345983.shtml.

24. 同上。

25.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merican-Civil-War.

2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igins_of_the_American_Civil_War.

27. Robert William Fogel,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p. 53.

28. 福格尔注意到,男性58%(女性69%)从事下地手工劳动,23%从事管理和手工艺劳动,17%从事“其它不下地劳动”。如果把制糖业等食品加工也和纺织与面粉加工一样作为“工业”,那么南方制造业也是相当可观的。Ibid., pp. 46, 104.

29. 同上,第182-183页。

30. 同上,第188-189页。

3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igins_of_the_American_Civil_War.

32.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Doubleday (1960) p. 349.

33. Jon L. Wakelyn ed., Southern Pamphlets on Secession, November 1860–April 1861,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pp. 23–30.

34. Frank Friedel ed., Union Pamphlets of the Civil War: 1861–1865 (vol. 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71–173.

3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leeding_Kan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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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arl M. Maltz, Biography is Destiny: The Case of Justice Peter V. Daniel, 72 Brooklyn Law Review 245-246 (2006).

38. https://www.history.com/topics/american-civil-war/american-civil-war-history.

39. https://www.jacobinmag.com/2020/10/john-brown-good-lord-bird-slavery.

40. Williamjames Hoffer, The Caning of Charles Sumner: Honor, Ide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2010).

4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1860_United_States_presidential_election.

42. James M. 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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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rigins_of_the_American_Civil_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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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dward L. Ayers, What Caused the Civil War? Reflections on the South and Southern History (2005).

50. John Calhoun, Slavery a Positive Good, 6 February 1837.

51. 例如见Philip Schaff, Slavery and the Bible: A tract for the times (1861); John Richter Jones, Slavery sanctioned by the Bible: The first part of a general treatise on the slavery question (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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